及其人民的意志。
赫魯曉夫在1959年9月抵達華盛頓時，成了俄國曆史上第一位踏上美國國土的蘇聯領導人。他完全知道這個事件的重大意義。但是，對稍許偏離其他我所見的來訪要人受到的禮儀這種做法，他更是感到迷惑不解。他把偏離官方安排的日程理解為對他國家的榮譽的攻擊。他是一個極易被激怒的人。如果別人不去刺激他，他自己也會激動起來。
在他抵達前幾天，我發表了一篇即席講話，其大意是，蘇聯人已向月球發射了三顆月球衛星，而不是象他們所聲稱的是一顆，這是因為他們連續發射不中，不得不再試。赫魯曉夫聽到了關於這篇講話，決意把它視為對蘇聯威望的一種侮辱，是我想讓他在美國的訪問不成功的跡象。在他訪問期間，他宣佈，他將：“把手擱在《聖經》上發誓”，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並向我挑戰，如果真認為我的一番話是準確的，我也應該做類似的發誓。他還抨擊了我的有關蘇美關係的講話，這是我在美國牙科協會大會上發表的一篇講話中所涉及的。他忽略了我在美國軍團和美國退伍軍人大會上所發表的演說。這兩個組織正要發表譴責赫魯曉夫訪問的文告。只是在我向他們強調了給赫魯曉夫以有禮貌的歡迎的重要性後，他們才重新作了考慮。
當艾森豪威爾邀請我出席在自宮橢圓形辦公室舉行的最高階會晤的第一次會見時，赫魯曉夫和我握手時面無笑容。他以辛辣的諷刺口吻提到我們在莫斯科的辯論。艾森豪威爾說，他看到了從莫斯科帶來的電視上放映的短片，並認為這表現了相互剋制和相互以禮相待。他儘量用這番話使對方平靜下來。
然後，赫魯曉夫抱怨我反對這次訪問，並說我正在竭力破壞對他的歡迎，指出我最近的一次講話是個證明。他說，“由於我讀了那篇講話，抵達這裡後我意外地發現，美國人民以寬容和明顯的友好態度歡迎了我。在蘇聯，如果我事先發表反對來訪者的講話，不會有任何這種性質的歡迎儀式。”我提醒他，我抵達莫斯科後，在他的講話中辛辣地對我進行攻擊。赫魯曉夫聲稱我的講話更糟糕，然後他要求艾森豪威爾做出裁決，究竟誰的講話更具有挑釁性。艾森豪威爾和我互相作手勢示意，如果留他們兩人單獨談，情況會好些，我立即找了個藉口離開了。
在我們安排赫魯曉夫在美國各地訪問時，我覺得有必要找這麼一個陪同的人，他能夠在赫魯曉夫對我們政策必定要進行粗暴笨拙的攻擊時，予以有效的回擊。艾森豪威爾熱情地贊同我的推薦：我們駐聯合國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是最能勝任這項工作的人。他是一位熟練的外交發言人，在聯合國東西方辯論中挺能自我剋制，他的職位也夠高，足以代表艾森豪威爾充當正式陪同。洛奇十分有效地完成了這項任務。幾乎每到一處，都需要他力挫赫魯曉夫氣焰囂張的講話，他既狠狠地反擊但又講禮貌。
這次旅行結束後，洛奇對我說，赫魯曉夫是“蘇聯的哈里。杜羅門”。他們兩人都是頭腦簡單、直率和粗魯的人。我敢肯定，他們兩人誰也不會欣賞這種比較。洛奇認為，在美國各地訪問期間，赫魯曉夫受到了一次真正的教育。他對我說，當這位蘇聯領導人看到加利福尼亞各工廠停車場上成千上萬的工人小汽車和衣阿華州玉米地的巨大生產效率時，他張著大嘴，瞠目結舌。
在美國各地旅行後，赫魯曉夫和艾森豪威爾到戴維營去了，試圖經過反覆討論就雙邊問題達成一些協議。艾森豪威爾要求我出席在阿斯本·洛奇的起居室舉行的這次談判的第一次全會。很清楚，赫魯曉夫無意達成協議，立即把目標對準我。
他一邊直視我，一邊說，艾森豪威爾政府中許多成員想要改善與蘇聯的關係，但也有一些人希望堅持對抗政策。他不停地凝視著我的眼光是不會被人誤解的，但他沒給我可以做出反應的任何理由。因此，艾森豪威爾插話說，他認為就當前對外政策來說，他的政府是一致的。
赫魯曉夫獨有的俄國式的自卑感和他對蘇聯威望那種著迷似的情感使他覺得他的榮譽不斷受到蔑視，而別人根本沒有這個意思。在全會後的午餐會上，我試圖使談話活躍起來，問赫魯曉夫有何業餘愛好。他說，他喜歡到黑海游泳，或到鄉村去打獵。艾森豪威爾說，他喜歡出去釣魚、玩高爾夫球，但他發現難以擺脫這種不停地為電話所打斷的情形。赫魯曉夫聽完翻譯後，為一句話又生了氣，並說，“在蘇聯也有許多電話。事實上，我們不久將比美國多。”文森豪威爾意識到，他的客人當真了，不禁笑了起來。
午餐後，艾森豪威爾和我意見一致，我應當回華盛頓去，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