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不露面的情況下，他與赫魯曉夫也許會進行建設性的會談。這位總統以他的通情達理的態度和富有感染力的魅力盡了最大努力來爭取這位蘇聯領導人。但是，赫魯曉夫就蘇聯最近成功地進行空間探測一事表現出來的趾高氣揚，刺激了艾森豪威爾，比在談判桌上刺激得還要厲害。這時，艾森豪威爾結束了與赫魯曉夫的會談，清楚地認識到，世界上一切祝酒、宴會、友好的外交談話都不會使赫魯曉夫在堅如磐石的立場上後退一步。但是，赫魯曉夫起碼認識到，艾森豪威爾表面上顯得友好，骨子裡卻是一個鐵人。
我最後一次見到赫魯曉夫是在他回國前不久，在蘇聯大使館他舉行的告別宴會上。我對他說，我相信他的訪問順利，受到了非常有禮貌的接待以及非常熱情的歡迎。他忽氣沖沖地頂了我一句，“如果我的訪問順利，那不是因為你想要讓它順利。
我得到的報告說，你希望這次訪問失敗。”
我感到，他那種不斷表現出來的好鬥的言談舉止，其背後必有某種目的。赫魯曉夫知道，1960年總統選舉即將來臨，我可能打算當候選人。在“廚房辯論”後，我的名望越來越高，這一點明顯地使他惱羞成怒。他這種回擊的方法是炫耀自己的口才。
“首先，他企圖破壞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威望。他可以透過破壞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威望來破壞我的威信，他這種推斷是對的。他想必推想到，如果美國人民相信他們的總統在與蘇聯關係上能取得進展，那麼認為總統確定其繼承人是個最好的選擇。如果總統在這方面顯得無能，美國人民就會拋棄我。當他的軍隊於1960年在俄國上空打下美國U一2間諜飛機時，他使得四大國巴黎會議因此而夭忻，並無恥地利用這個事件竭力讓艾森豪威爾當眾出醜。使美國感到難堪顯然是符合他的利益。
然而，他也不會放過一個機會來破壞對手參加選舉。
有人也許爭辯說，赫魯曉夫真為由於侵犯蘇聯領空這件事而感到氣憤。但是，除了U—2事件外，我不曾記得他曾幾何時採取這種假正經的偽善態度，說蘇聯沒有從事過間諜活動。
1959年在他別墅舉行的午餐會上，他向我耳語說，他獲得了一份：“美國戰爭行動計劃”，他懷疑我們的間諜也獲得了蘇聯的計劃，他甚至拿間諜活動開玩笑。1959年在白宮為赫魯曉夫舉行的宴會期間，他被引見給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赫魯曉夫譏諷說，“我看了你也看的報告。”然後建議我們兩個國家應當搞聯合情報網，以便節約經費。“這樣，我們不必為了同一個情報而花兩次錢。”我受不住誘惑而把這位蘇聯領導人引見給愛德加·胡佛。一聽說胡佛，赫魯曉夫便斜眼看著他說：“我想，有幾個人我們都認得。”
他對我持續不斷地採取好成的姿態也起了作用。他確信報界聽說我們之間的對抗情況，會很快發表許多有關“赫魯曉夫不喜歡尼克松”的傳說。這些傳說產生了預期的結果。選舉前不久，國務卿克里斯琴·赫脫的夫人極力主張我設法做點補救工作。她說，她的朋友正在談論是否投票選舉肯尼迪，因為他能夠與“赫魯曉夫合得來”，而我不能與他相處。選舉後，赫魯曉夫公開向新聞記者吹噓說，他竭盡全力促使我選不上。幾年後，他甚至聲稱，已告訴肯尼迪：“我們使你當了總統。”
赫魯曉夫的戰略是否事實上幫了肯尼迪的忙而損害了我，這只是猜測而已。但是，像1960年的那次選舉中，寥寥無幾的幾張選票對選舉結果可能會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幾乎所有觀察家都同意，赫魯曉夫的行動並沒有幫我的忙，當然，他也不打算幫我的忙。
赫魯曉夫的對外政策可能是象他干預美國政治生活那麼微妙，或者像蘇聯一個裝甲師那麼勇往直前而不回頭。他的目標是征服全世界，始終堅定不移，並不斷得到其俄國傳統和共產黨人意識形態的激勵。正如康德拉·阿登納對我說的，赫魯曉夫要統治世界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但他不要戰爭，不要一個城市變成廢墟和屍骨遍野的世界。
赫魯曉夫在“和平共處”的旗幟下到處招搖過市，但是不是真誠地要求和平往往是個疑問。查爾斯。波倫大使曾對我說，1959年日內瓦會議後，許多美國官員都相信，他要求和平的願望是真誠的，這種看法大錯而特錯。我問這是否意味著赫魯曉夫不要和平。
他答道：“問題不在於此。”“赫魯曉夫想要整個世界，但是和我們一樣知道現代戰爭的後果。他想要達到他的目標而又不發生戰爭。從那個意義上講，他要和平。錯誤在於他是真誠地要和平的這種說法。我們是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