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共產黨國家之間的貿易，最終會使中國拋棄共產主義，支援自由事業。象艾森豪威爾一樣，他熱忱地相信，潛在的敵人之間的貿易會導致和平。他還認為，中國介入朝鮮，這是一種脫離常規的行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它擔心其邊界可能受到威脅。他相信，中國人民本質上是愛好和平的，他們只會反抗侵略，不會發動侵略。
在美日和平條約提交美國參議院審議之前，吉田由於對北京持有上述的態度，使他向北京暗示，他想開啟與大陸的關係。參加條約談判的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告訴吉田說，如果他承認中國，參議院就可能拒絕這個條約……因為當時中國正在朝鮮和美國人作戰……首相於是放棄了這一想法。我1953年訪問日本的任務之一，就是重申杜勒斯的警告。我當時預言，對於他任何可能作出的、與中國共產黨人接近的行動，美國都會作出強烈的否定的反應。吉田對我的預言沒有表示不同意；但很明顯，我沒有動搖他對與北京重修舊好的意見的支援。如果他不是在1954年退休的話，日本很可能在五十年代就與中國重新建立關係了，而不必等到七十年代才這樣做。
因此，在吉田1964年與我會見的議程中，中國問題仍佔很重要的位置，這就不足為怪了。吉田和他的日本客人們對那年一月份法國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一事表示擔憂，因為事前戴高樂並沒有通知日本。吉田問我，美國是否也會這樣做。當我說我不能替約翰遜政府回答這個問題時，前日本駐美國大使朝下幸一郎說，他在華盛頓有點令人傷心的經驗：當美國官方宣佈與日本有關的政策決定時，事先也不通知他。他預言，在將來某個時候，美國會不通知日本就直接與中國談判。我有點未卜先知地回答……就象後來事實證明了的……我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
我們在進行導致了1971年出人意料地宣佈我將於翌年訪問中國的訊息的談判時，討論的情況不得不對日本及我們在全世界的其他朋友保密，因為任何洩露都會破壞這種剛剛開始的行動。當我宣佈這一決定時，它在日本馬上被稱為“尼克松衝擊波”。儘管人們常常認為，美國此次向中國開啟大門是觸發中日於1972年9月恢復邦交的火花，但實際上中國和日本多年以來就在進行貿易和非正式接觸了。成群結隊的日本人……包括政治家們……時常訪問中國。因此，這兩個國家建立官方的關係，與其說是尼克松衝擊波造成的，毋寧說主要是吉田二十年之前就預見到的兩國逐漸和解的必然結果。
吉田全神貫注地關心著政府的連續住等問題……有的工作可以由一位領導人著手進行，由另一位領導人完成它。我的拜會結束後，吉田陪我走向門口。在這個令人難以忘懷的時刻，吉田上述的想法顯得更加清晰了。當時我對他說，我期望再見到他的那一天的到來。他笑著回答，“不，我想不會了。恐怕我太老了。但是你還很年輕（那時我五十一歲），你將來會走上領導崗位的。”
我見過的所有領導人中，吉田和赫伯特·胡佛一樣，都是雖然年事日高、卻越來越優雅大度的人。之所以這樣，部分原因是因為他雖然下野了，但由他選定的、現在仍然尊重他的意見的領導人繼續推行著他的政策。因此，他的內心是安寧的。
他確信，自己去世以後，他的優良政績仍然會傳於後世。
吉田1967年死於大磯，時年八十九歲。正在印度尼西亞進行國事訪問的池田首相聽到這個訊息後，即刻飛回日本，來到大磯，當著眾人在他的導師的遺體前痛哭。幾天後，日本為吉田舉行了戰後的第一次國葬。
從政治意義上來說，麥克阿瑟生命的最後十一年卻是白白地度過了。他的智力沒有衰退。但是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由於種種原因，這些按理應該得到應用的智力並沒有得到應用。
其原因之一是，派系鬥爭使他的名譽被玷汙了。他1948年在日本工作期間，在共和黨竟選總統候選人時插了進去，參加提名。但在第一次全國性無記名投票中，他僅得到了丟臉的十一票。他1951年從朝鮮回來後，又向議會發表演說，並在國內從這一頭跑到那一頭，開展反對杜魯門的亞洲政策的活動。
在1952年的提名中，麥克阿瑟公開偏袒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不擁護艾森豪威爾。在六月的芝加哥大會上，他被選出來為大會的講話定調子；我們這些站在艾森豪威爾一邊的人，當時對他的講話可能會在代表大會上為塔夫脫拉選票這一點甚為關切。這位將軍本人甚至認為，代表們可能會轉而投他的票，把他看作“黑馬”候選人。
但是，這次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