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是令人詛喪的。講話稿雖然已經寫好並已發出，但由於某種原因，它就象林肯所說的，“完全沒有成功”。
部分原因是由於他晚上九點半才開始講話，代表們已極度疲勞。他慢慢吞吞地講著，代表們越來越不耐煩，甚至很焦灼，不象1951年他在聯席會議上講話時那樣凝神靜聽。有的代表在打呵欠，有的在池座溜達和進行政治活動，還有一些人離開座位去上廁所。他想使他們振作起來。但是，他發表“老戰士決不會死亡”的講話時那種神秘的魅力和手法已經不復存在了。後來，他的嗓門又提高到戲劇性的程度。此刻，光輝的記憶雖然依然存在，但當初的戲劇性場面卻無法重現。他已無法重新抓住聽眾的心了。其必然的結果，只是給人以虎頭蛇尾之感和失望。麥克阿瑟這位第一流的演員犯了一個非同小可的錯誤：他企圖作一次最高水平的表演，但是失敗了。這次講話斷送了他作一名政治上的候選人的機會。
羅斯福曾對麥克阿瑟說過：“道格拉斯，我認為你是我們最好的將軍：但是，我相信你可能是我們最差的政治家。”他說對了。麥克阿瑟並不是一名好的政治家，他自己最後也認識到這一點，在回憶錄裡引述了羅斯福對他的上述評論。事實上，他政治上最大的失算，就是表現出他對政治完全有興趣，企圖人為地把他的巨大的聲望轉變成政治資本。其實，他應該把這些政治活動留給那些願意支援他的人去做。
我相信，艾森豪威爾和麥克阿瑟一樣想當總統。但他非常聰明，自己並沒有承認這一點。雖然艾森豪威爾經常堅持說他只是一名業餘政治家，但他事實上是一名高明的政治老手。他本能地懂得，想要得到獎賞的最好方法，是顯出並不追求它的樣子。當我1950年7月在加利福尼亞的波希米亞樹林裡首次見到他時，在場的顯赫的商業家和政治家們，都在談論著他成為1952年共和黨候選人的可能性。除了艾森豪威爾以外，所有的人都在這樣談論著。當問題提出來後，他卻巧妙地把話題轉到歐洲和大西洋的前途上。
1951年5月，他的夥伴、來自堪薩斯州的參議員弗蘭克·卡爾森堅持要我在訪問歐洲之行中去拜訪艾森豪威爾。他確信這位將軍打算參加競選如果這樣，他將要求我支援他。在巴黎的盟軍司令部裡，我看望了艾森豪威爾，談了一個小時。他熱情地向我表示歡迎，但沒有談論他自己，而是誇獎我在阿爾傑·希斯事件的調查中的公正態度，並請我就美國對北約的觀點作出估計。他具有罕見的能力，能夠使他的來賓們感到沒有拘束，認為是他們自己做的好，而不是他本人。結果，大多數人象我一樣，在離開艾森豪威爾以後，變成他的熱心支持者。
讓官職找上門來、而不是用其他方法去謀取職位的做法，增加了他竟選總統獲勝的機會。相反，麥克阿瑟1948年在日本任上時，儘管公務繁忙，還處處表現出在謀求官職的姿態。在杜魯門解除他的職務以後，他的行動又給人以更加強烈的、他亟想成為政界人物的印象。
這不等於說麥克阿瑟不會成為一位好總統。他對外交政策問題有很深刻的理解。在日本期間，他表明自己能夠處理好國內問題，能夠用一種明智的、公正的方式，全面地處理好從勞工關係到教育問題等方面的事務。但是，他也為通貨的穩定、穩健派的壓力和財政政策的連貫性等問題所困擾。事實上，他年齡越大，在經濟上就越趨保守。我在艾森豪威爾和戴高樂的生涯中，發現也有類似的問題。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麥克阿瑟雖然再也不會擔任公職了，但他還經常就預算的平衡、減稅、恢復金本位制等問題教訓我。
麥克阿瑟如果要當總統，主要問題可能是會出現如下的情況：他在行使政府權力方面所受到的各種約束，比他在部隊當將軍時或在日本擔任佔領軍最高司令官時所受到的約束還要多，屆時他將會發現，這是很難忍受的。另外，他一旦擔任總統以後，又得處理伴隨整個職務而來的、沒完沒了的日常瑣事。
因此，麥克阿瑟在美國也象他在日本時一樣。還需要有一位吉田式的人物，來把他富於想象力和創造性的政策付諸實施。
麥克阿瑟忙於在一大堆政治問題上追趕形勢。然而，他又是時勢和軍事形勢變遷的犧牲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由於在法國戰壕裡的英雄業績而成為美國步兵們心目中的英雄。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則是六十多歲的人了，儘管有著同樣的英勇的記錄，卻已經是一名“重新服役的超齡軍官”了。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麥克阿瑟所代表的那些價值……勇敢、愛國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