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有必要贅述一下“紅隊”的情況。
“紅隊”，又稱“###隊”，俗稱“打狗隊”。
“紅隊”初建於1925年“五卅運動”時期，當時為了對付少數明目張膽地破壞罷工、迫害工人的工賊，黨組織從工人糾察隊中選拔少數會打搶的工人組成了“打狗隊”，專門對付流？氓、工賊。另外，“四·一二”事變以後，江蘇省委在原工人糾察隊的基礎上，選拔一批政治上堅定，槍打得準，並且對上海情況熟悉的工人，組成一支小隊伍，擔負起鎮壓叛徒、內奸的任務，“紅隊”遂正式建立。在中共中央由武漢遷至上海的過程中，也有一些專做“打狗”工作的同志到達上海。1927年年底，周恩來把這兩支隊伍合併起來，交給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直接指揮。開始一段時間，國民黨特務警憲和租界的巡捕包探都傳說共產黨有四條槍，可以橫衝直撞，打遍上海灘。因此，“紅隊”建立伊始就聲名赫赫，它在當時無情地鎮壓叛徒、保衛黨中央的安全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紅隊”隊員有李士英（副隊長）、鄺惠安、邵達夫、譚忠餘、王德明、趙一凡、吳藍甫、陳永嘉、左光餘等三十多人，他們多是身強力壯、武藝高強的工人，配備有手槍、炸彈、化學催淚彈。其中心基地在同孚路的一條弄堂裡，弄堂口掛有“費國禧律師通訊處”和“信誼代辦處”的牌子。弄堂裡的一幢石庫門房子的底樓廂房即是“紅隊”成員聚居點。
情報科成立後，透過情報工作，“紅隊”更是如虎添翼，可以及時獲悉叛徒奸細的活動情況，能夠準確無誤地鎮壓叛徒，或者做到先發制人，防患於未然。
不久，“紅隊”透過情報科的內線，甚至已與國民黨軍隊駐浦東炮兵營的炮兵建立了聯絡，隨時可以調動槍支，包括重武器機關槍。此外，“紅隊”隨時能從洋行裡買到槍，並由洋行派人送來。遇到重要行動時，特一科即派人到米店購買成批大米，把米袋裝上卡車作為射擊的掩體，搞成一個活動的堡壘開到現場射擊敵人。當時，“紅隊”使用的交通工具，有小型汽車、摩托車，主要靠腳踏車活動。這些腳踏車大都是不登記的，沒有牌照號碼，一遇緊急關頭就扔掉不用。
1930年，特科在長德路專為“紅隊”舉辦了一個短期訓練班。其訓練專案是：熟悉上海各街道里弄的名稱、路線和居民住宅的具體情況，熟悉敵特警憲機關和流氓幫會等情況；學習化裝術，以便切實有效地隱蔽自己和對敵人實施偵察、監視；學習猜破敵人密碼、隱顯墨水書寫密函以及被捕後開啟鐐銬、在汽油裡摻糖以破壞敵人汽車發動等技術；此外，還學習射擊技術。每次學習射擊時，他們都是在租借的地下室裡秘密進行的。
4月25日清晨，一頂迎親的小轎沿南京路一條小弄堂緩緩走來，鑼鼓、嗩吶聲打破了清晨的靜謐。
當隊伍行走到亞洲旅館門前時，只見一個老闆模樣的人，將一條長板凳往街中央一擺，往上壓了一摞光洋，然後伸展雙手，向眾人笑容可掬地扯起嗓子喊道：
“請各位兄弟賞光。今天，我借新郎倌兒大喜的日子，向你們討個吉利！”
見到白花花的光洋，轎伕們馬上停下轎子。鼓樂手們也馬上擠弄腮幫，使勁地吹奏起來。迎親的夥計們也不閒著，有的燃起了串鞭，有的點起了“沖天炮”，“劈啪”地往空中放。頃刻間，鞭炮聲和鼓樂聲混響一團，迴盪在寧靜的街道上。
附近的居民紛紛揉著惺忪睡眼，跑到街頭來看稀奇。
就在這當口，幾個人悄悄地溜進了亞洲旅館。他們用腳踢開一扇房門。正在酣睡的一對夫婦被驀地驚醒，正待發作，只見幾隻烏黑的槍口已對準了他們……
一會兒，這幾個人掩上房門，走出旅館，悄然加入到迎親的隊伍中……
其實，這對被驚醒的夫婦正是何家興、郝稚華。而這支迎親隊伍的夥計們正是顧順章和“紅隊”隊員們裝扮的，那位攔在街中借喜事討吉利的老闆也是預先安排好了的，那些一直被矇在鼓裡的轎伕和鼓樂手們則是臨時花錢僱請來的。
四、楊登瀛騙取陳立夫信任（上）
1928年5月上旬，為了籌備並出席黨的六大，周恩來、鄧穎超裝扮成一對古董商夫婦，由上海乘坐日本輪船去大連，再經東北轉赴莫斯科。
就在周恩來動身前的5月1日，向警予在武漢被敵人槍殺。聞此噩耗，周恩來感到無比的悲慟。
當時，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組織局主任的周恩來，他的一項重大工作就是整頓和發展黨的組織。他還有一個重大工作。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