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加強黨的秘密工作。
就在周恩來行將出發前幾個月，由於敵人實行殘酷的白色恐怖政策，各地黨的組織遭到了幾次重大的破壞，尤其是兩湖省、市、縣委幹部的損失非常大，加之羅亦農被叛徒出賣遇害及向警予武漢的遇難，迫使周恩來不得不認真檢討黨組織如何安全地在白區開展秘密工作的問題。痛定思痛之餘，周恩來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個新的、重要的思路，即機關群眾化和負責幹部職業化。
正當周恩來欲將這一思路付諸實施之際，卻接到共產國際的邀請，要他前往莫斯科，籌備召開中共六大。但他臨走前，還是將自己的這一思路解釋給中央留守處的三名同志聽了。當時負責中共留守處工作的三名同志分別是李維漢、任弼時、羅登賢。
於是，5月18日，留守中央發出了《中央通告第四十七號——關於在白色恐怖下黨組織的整頓、發展和秘密工作》，該通告提出了八項原則，對黨的各級秘密工作都做了詳細的規定，從而把黨的秘密工作納入正軌，有效地保衛了黨中央的安全。
當時，黨中央在上海法租界四馬路天蟾舞臺後面447號的一棟二層樓的樓房上，建立了最可靠的秘密機關，作為政治局開會辦公和中央領導同各地通訊聯絡的地址。這家秘密機關對外掛起“福興商號”的牌子，由熊瑾玎、朱端綬以夫妻的名義主持。這年中秋節，兩人由冒名夫妻結為正式夫妻。同時，為確保萬無一失，黨的首腦機關與開會的地方是分開的，且地方也不止一個。由柯麟（化名柯達文）、賀誠（化名賀雨生）以醫生的公開身份在威海衛路開設的達生醫院，是黨的一所掩護機關，周恩來、李立三、鄧小平等多次來這裡開會。離“福興商號”不遠的浙江中路112號店鋪的二樓，則是中央軍委的秘密聯絡地點；戈登路普慶裡1141弄的一個地方，是中央領導看檔案和起草檔案的地方。由於這些會址和聯絡點極端重要、高度機密，這年11月份黨中央成立了特別委員會，專門掌握這些會址和聯絡點。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當時，中共中央各機關工作人員共有二百餘人。周恩來規定各機關間禁止往來。
其時，中共中央是在敵人統治下的上海開展秘密工作的，周圍的環境異常險惡。國民黨的特務及租界的包探，以及叛徒、工賊四處鑽營，一個個伸出靈敏的嗅覺，以圖抓到可以領到大筆賞錢的共產黨人。整個上海陰沉地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當中！
周恩來是眾所周知的共產黨領袖。他在大革命時期，長期擔任公開的領導職務，國民黨內許多人都熟識他，加上他自1927年11月份到達上海以後，成為黨中央日常工作的重要負責人，因此，國民黨當局千方百計，不惜以鉅額懸賞捉拿他。
為此，周恩來嚴格遵守白區秘密工作紀律，限制自己外出的時間，沒有重大的特殊情況，一般外出時間是在清晨的5時至7時或晚上7時天黑以後。他還不停地變換姓名和住址，並且黨內知道他住處的僅只有兩三個人。每次外出，他都儘量少走大馬路，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電車或到公共場所去。外出時，他通常裝扮成商人，並蓄了一部大鬍鬚，所以，黨內許多人親切地叫他“胡公”。
花開兩朵，各表一枝。卻說陳賡奉命組建情報科後，首先必須考慮的是如何在殘酷的白色恐怖之下，準確而及時地掌握敵人的活動情況，以保證黨的機關安全。古人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為此，陳賡力圖透過各種社會關係，打入國民黨的黨政軍警憲特機關，及時瞭解國民黨特務機關對共產黨秘密機關準備破壞的各種動向，盡力營救被反動當局逮捕的中央領導。
於是，陳賡親自指導楊登瀛，更加深入敵探機關，進一步取得敵人的信任。
湊巧的是，考慮到共產黨的機關普遍設在租界，凡牽涉共產黨人的案子一般都要跟租界交涉，陳立夫也指示楊登瀛務必儘快地與租界巡捕房建立更為密切的關係，以簡化引渡手續，避免因時間延宕導致機密洩露。這是因為，儘管租界當局和國民黨當局互相勾結，共同緝捕共產黨和進步人士，但租界“國中之國”的特殊性，使得國民黨的警察、憲兵和特務不能隨便出入“公幹”：開槍和捕人。巡捕房捉到共產黨人後，國民黨當局要透過所謂的法律程式進行“引渡”。
顯然，陳立夫的指示與陳賡要求楊登瀛的做法“異曲同工”。只不過陳賡所希望楊登瀛做的卻是直接蒐集租界巡捕房的各種情報，以儘量減少我黨要害部門被敵人破獲，並爭取“合法”營救被捕同志出獄，使我中央領導核心能安全地指導全國的革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