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來，楊登瀛肩負著國共兩黨的“使命”，對租界巡捕房加緊了聯絡工作。
需要說明的是，這時的巡捕房有公共租界與法租界之分。公共租界設有中央、老閘、新閘、虹口等十三個巡捕房，有巡捕和便衣偵探四百餘人，頭目主要是英國人，還有數量不少的膚色黝黑、身材高大、纏著包頭巾的印度人（上海市民稱其為“紅頭阿三”），當然，主要的還是華人巡捕和便衣偵探。法租界設有中央等六個巡捕房，頭目自然是法國人，也有身材矮小、尖嘴猴腮的安南人（即越南人），但最多的依舊是華人。
這時，楊登瀛除繼續與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的偵探督察蘭普遜拉私人感情、請客送禮外，還主動接近廣東老鄉、捕房幫辦譚紹良。他每天跑完國民黨軍警機關以後，總是跑到譚紹良那裡一塊聊天，還一塊兒吃飯。有時，他們晚上還一塊兒到一品香飯店，專門開間包房，橫臥床榻之上抽吸大煙，無所不談。
四、楊登瀛騙取陳立夫信任（下）
1928年8月的一天，英租界碼頭有兩個工頭突然失蹤。譚紹良懷疑是被淞滬警備司令部抓走了，遂請楊登瀛出面找警備司令錢大鈞瞭解情況。
楊登瀛自然十分清楚，錢大鈞絕不會為兩個小小的工頭而與英國人結怨，便十分爽快地答應幫忙。他旋即從錢大鈞口中獲悉，警備司令部的確抓了這兩個工頭。
錢大鈞便問楊登瀛英國巡捕房是什麼意思，他不置可否地搖搖頭，只說隨便幫人打聽一下而已。錢大鈞也不再追問，但當即命手下將兩個工頭給放了。
等楊登瀛回到巡捕房時，譚紹良高興地說：
“楊兄，你的面子真大，那兩個工頭已被錢司令手下的人釋放了！”
接著，譚紹良奉英國主子之命，特意拿出二百塊大洋感謝楊登瀛。
楊登瀛卻一本正經地婉言謝絕。他說：
“區區小事，何足掛齒！再說，你我是什麼關係。倘若真要把錢給我，你算是認錯了我這個人！”
譚紹良見楊登瀛如此仗義，也不再勉強，只說：
“這次算我欠了你一筆情。今後有什麼事，你儘管吩咐，兄弟我一定會盡綿薄之力！”
又一天，楊登瀛告訴陳賡，說蘭普遜想弄一份淞滬警備司令部的印鑑式樣。陳賡當即指示他：
“這說明英租界已看重你的價值了。你一定要想方設法，幫他們弄到手。”
其實，蘭普遜之所以這樣做，一方面是想掂量一下楊登瀛的“實力”，另一方面則心裡另有“小九九”：他若想在上海灘做成幾件大事，必須得與上海形形色色的地頭蛇，尤其是與楊登瀛這種交際廣、神通大的國民黨特務搞好關係，更何況楊登瀛還是個日本通呢！因為當時英日矛盾比較尖銳。日本在北四川路駐軍較多，英國人頗感威脅。蘭普遜急於借重楊登瀛與日本人打交道。自從上次陳立夫要楊登瀛前來引渡羅亦農，蘭普遜就已看出楊登瀛的不凡來頭。再加上，楊有時跑完南京歸來，便說又帶回了什麼什麼指示等等，更使人相信：他在上海就是代表國民黨中央！
很快，楊登瀛透過警備司令部副官處長茅乃功，把司令部所屬各處及偵緝隊的印鑑式樣全部弄到了手。
蘭普遜看到這些東西，如獲至寶，感激不迭。事後，他逢人就誇：
“楊登瀛雖不是警備司令部的人，但可以指揮司令部�的人。”�
深諳人情世故的楊登瀛頗懂“有錢能使鬼推磨”的道理，他因此主動建議我中央特科給蘭普遜送禮。特科慮及蘭普遜的特殊身份與地位，同意了楊登瀛的建議。因此，蘭普遜間接地接受了我們不少“賄賂”。
不久，“吃了人家嘴軟”的蘭普遜主動地向上海國民黨當局暗示：從今往後，巡捕房不希望同楊登瀛以外的人接觸。一次，他還親口對楊登瀛說：
“如果確有要案急需辦理，你不必辦理拘捕手續，作為現行犯你儘管隨時去逮捕就行了。”
這意思已說得再清楚不過，楊登瀛從此以後在英租界辦案、抓人，既不必向巡捕房辦理拘捕手續，又不必辦理引渡手續了。由此可見楊登瀛在這個英國佬心目中或者說在英租界的地位。
不僅如此，蘭普遜還將楊登瀛看做是偵探專家，什麼情況都告訴他，還常約他協助捕人；一旦遇上重大疑難案件，找他商量倒小可，還正兒八經地請他做顧問呢！
在陳立夫看來，這些都是楊登瀛工作出色的表現。當然，陳立夫如此肯定楊登瀛，也是楊登瀛對陳立夫“溜鬚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