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和熱情款待。我們爭取不漏過華盛頓肯尼迪中心和紐約林肯中心的每一個新劇目的演出，看了許多的新電影——當時有過不少的好影片。 我與列拉惟一的兒子，出生於1967年的安德列，在使館的中學上學，課餘時間與鄰居的美國夥伴呆在一起。我們的房子不在用高牆與外界隔絕的使館內，而是在首都綠茵茵的郊外切維·切斯，在一幢美國人的大樓裡。與當地夥伴的交往幫助安德列很快掌握了語言。但這種交往也帶來了其他後果。其中，我們對他熱衷搖滾樂表示擔憂，雖然他與同齡的孩子沒有兩樣。在新年之前我們送給了他一把吉他，不久他已經彈得有模有樣了。 在我們家住的樓旁邊有一個公園，每逢星期天那裡會愛好者舉辦的音樂會。安德烈在那兒認識了一個叫蘇漢，黑髮，25歲左右的東方年輕人。安德列其時已經滿16歲，因此列拉非常驚訝，這二人之間何以有共同之處。安德列解釋自己與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