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信念，坐在斯大林身旁，絲毫沒有感覺到危險…… 1928－1929年的冬天對我們一家來說特別難熬。天不亮乘坐冰冷、叮叮作響的有軌電車趕往盧基揚諾夫監獄，為父親的事情擔憂，我們家周圍形成的幾乎是完全隔離狀態，學校裡的戒備態度使人心寒，壓抑。更何況市裡面一切照舊，似乎什麼事也不曾發生過。話說回來，為何應該是另外一種樣子？只有我們遭了難。 與此同時，新經濟政策還在繼續，基輔的生活條件表面上沒有變化。克列夏基克大街已經改名為沃洛夫斯基——這是個外交官，1923年被白匪移民在瑞士殺害——這裡咖啡館裡坐著衣著講究的人們，電影院裡擠滿了好萊塢影片的影迷，馬戲團裡的演出節目歡快逗人。這一切都與我們無關。當時我們實在窮得叮噹響。父親被捕之後家裡沒有一分錢。沒有存款，也沒有人想要幫助我們。媽媽靠教授英語德語才能掙些錢。 過了不久，基輔山洞修道院事件震撼了基輔人平靜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