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的人不同，他不慌不忙地，懶散地走到人民委員身旁，隨便跟他握了握手打了個招呼，然後像跟老朋友似地開了個玩笑。這些看起來不那麼尋常，所以後來當我跟託奇林站在一旁時，我問他這是何人。 “傑卡諾佐夫，貝利亞的人，前不久被任命為副外交人民委員。”他小聲回答說。 我絕對沒有想到，很快我得跟他打交道。 德國代表團到了。服務生開始分送飲料。米高揚和李特就談判順利結束而相互道賀，雖然各人的理由並不同。斯大林的許諾使李特感到高興，而米高揚滿意的是，我們僅僅承諾研究德方的願望。 服務生領班請大家去餐廳。我們再次穿過前廳，來到一個亮灰色調，帶一個大型壁爐的寬大的房間裡。繞著桌子擺放著高背雕刻椅子。大家按照每套餐具前的卡片就座。我本來以為，在如此隆重的招待會上，僅僅擔任翻譯任務的我會被安排在第二排，位於主人與主客之間。但是，我的餐具跟其他人一樣，位於米高揚的左手。 次日，塔斯社的一條簡訊說，蘇聯外貿人民委員米高揚為李特大使舉行的晚宴，是在無拘無束和友好的氣氛中進行的。 我喜歡上了人民委員秘書處的工作，學會了許多有用的東西，那些不明白的地方，託奇林和比我更有經驗的德國問題第二助理奇斯托夫總會幫我。但這個工作我幹得並不長…… 我急不可耐地期待著1929年的暑假。我們升入了最後一個年級，七年級，感覺到自己是大人了，雖然我們都不滿十四歲。但是，當時七年制中學畢業之後一般馬上就要工作。那些想繼續上學的人，晚上到工人夜校上課，準備參加技校或者大學考試，後兩者招生的年齡分別是十六歲和十七歲。在做出最後決定之前，我還有整整一年時間。現在，父親答應我的乘輪船到黑海亞熱帶的旅行吸引著我。 暑假最初幾周我跟尤什科夫一家人在阿納帕度過的，從這裡我計劃乘小船前往諾沃羅西斯克，我的父母乘“喬治亞”號客輪將從敖德薩到達那裡。我拿上自己小木板行李箱，上到甲板上，靠著船舷安頓好。 “解纜。”船長從艦橋上高聲喊道。 每次，當生活的一個段落突然截斷，開啟了通往另外一段大門時，心裡總有一種沉重的失落感。當那些快樂、無憂無慮的日子過去時，尤其如此。所以，當人們每次邁進將會是更好的門檻卻仍不明朗時，長期的經驗教會了人們，每次轉折之後不會更好，只會更糟，人們都會感受到內心的焦慮和對即將消失的過去的懷戀，無論這個過去是如何艱難。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改革方案在絕大多數人的心理引起的正是這種感受……  
貿易談判（3）
接近諾沃羅西斯克時，海上和沿岸的景緻明顯地變了。從阿納帕起一直跟隨著我們的海豚落在後面，朝著停泊在港灣的油輪和貨輪游過去。 走上碼頭，投進父親的懷抱。父親一邊仔細端詳著我，一邊說： “太好了，曬黑了，長大了，只是瘦得像個捱餓的印度人……” 這個綽號從少年時起就有，因為我跟“軍事共產主義”時期大部分兒童一樣，實在太瘦了。不過，許多人後來長胖了些。我還是那個“乾癟老頭”樣子。這是我的第二個綽號。 “沒關係，”父親微笑著，牽著我的手說，“我們現在會把你養肥的……” 父親被捕期間我們受窮捱餓，到現在他還感到內疚。 我們沿著陡直的舷梯走上甲板。媽媽在這兒等著我們。她顯得那麼年輕，容光煥發，非常快樂。她身穿薄薄帶花邊的白色衣裙，戴一頂奶油色闊簷草帽，蒙著面紗。她彎下腰來，親吻我的額頭。熟悉的“洛麗紺”香水的氣味飄了過來，將我帶向遙遠的童年……  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夜入克里姆林宮（1）
1940年一天深夜，我被緊急召到克里姆林宮。 我加入了即將前往柏林與德國進行重要談判的蘇聯政府代表團。 在柏林，我翻譯了莫洛托夫與希特勒，裡賓特洛甫的會談。 十一月的節日過後不久的一個深夜（當時我們一般都工作到早晨五六點），米高揚叫我去他的辦公室。我以為又有新任務了。但是，我要面對的，是又一個出乎意料之外的訊息…… “您必須馬上到人民委員蘇維埃主席秘書處報到。我的汽車就在樓下。請您就用這臺車，免得辦通行證耽誤時間。您會被送到人民委員蘇維埃大樓前。那裡正在等著您。馬上就走！……”他生硬地說。 我覺得他似乎對什麼事情不滿意，似乎不情願地打發我走。當然了，他知道我所不知道的情況：今後我再也不會跟他一起工作了。 出了辦公室，我跑進自己的房間，鎖好保險櫃，然後下樓。司機已經知道了，所以不等我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