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況，他已經沿著古比雪夫大街飛馳而去，穿過空無一人的紅場，直接開向斯帕斯大門。人民委員蘇維埃大樓門口的值班員已經得到了通知，所以草草看了看我的證件，說了一句：二樓右拐，樓道走到底。很快，我來到了一個門前，標牌上字金光閃閃：“蘇聯人民委員蘇維埃主席接待室”。 對於我這一代人，這個職位當時意義非凡。它裡面所集中體現的，既有最高權力符號，也有革命浪漫主義，還有內戰時期的英雄主義，以及我們直接參與的新生活的建設。但最主要的是，人民委員蘇維埃這個職位與列寧的名字密切相連，所以，現在擔任這一職務的莫洛托夫，就像是他的直接繼承人。 莫洛托夫在外交人民委員部的首席助理柯西列夫接待了我。他客氣地請我坐下，然後就在通往隔壁房間的門後消失了。過了大約四五分鐘，他回來對我說： “莫洛托夫同志在等著您……” 可以想象，我是怎樣心裡突突跳著開啟了門。但莫洛托夫並不在這裡：那是警衛的房間，這使我略微鬆弛了一下緊張的神經。開下一道門時，我已經不那麼緊張了。然而，就在這間大廳裡，靠牆放著一條長桌和幾排凳子，也沒有人。大廳的另一頭上一扇門半開著，於是我朝著走了過去。進入辦公室，我看見寫字檯後面正在低頭看檔案的莫洛托夫，是畫像上非常熟悉的：碩大的、蘇格拉底式的額頭，夾鼻眼睛閃閃發亮，兔唇上一撮小鬍子。不知為什麼，我覺得學者，甚至智者就應該是這個樣子。只有列寧最優秀的學生之一，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斯大林及其忠誠、堅不可摧的戰友才能在資本主義敵人的包圍之中，管理如此龐大的國家——而當時我們都相信，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國家走的是正確道路。當時我們經過強大宣傳的處理，對所有這些都深信不疑。所以，在被莫洛托夫召見前不久，我被接收為蘇共（布）預備黨員時，我沒有昧著良心，把作為列寧斯大林黨的一員看作無上的榮譽，並願意成為建設共產主義的先鋒隊員。 莫洛托夫終於抬起頭來，眯縫了眼睛，看了看我，然後請我坐在桌子並排的椅子上。 接下來是詳細詢問，在哪兒，哪一年出生，哪個學校畢業，在哪兒學的外語，對德國的印象如何等等。然後，他突然地問道： “什麼人在哪兒說過：‘……我們共產黨人的任務，是掌握所有形式，學會以最快速度用一種形式補充另一種形式，用一種形式替換另外一種形式，使自己的策略適應不由我們的階級、不由我們的努力所引起的任何替換’？” 由於事出突然，我一開始張皇失措，更何況我明白：回答是否正確將決定我的命運。莫洛托夫考究似地看著我，我在腦海裡開始翻騰最近一段時間裡讀過的經典作家。這段語錄十分熟悉，我前不久還見到過……我最終想起來了：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傾”幼稚病》。” “正確。”莫洛托夫讚許地點了點頭。 我走運了。要是莫洛托夫選了另外一段我所不熟悉的，那我肯定完了。為什麼他單單選了這一段？也許，這跟前不久與德國關係中的大轉折有關聯吧？列寧這段話剛好能夠證明強加給我國的策略轉換是正確的。而對我來說，僅僅是走運而已。 莫洛托夫對我“深厚的理論素養”感到滿意，最終決定向我解釋，他為何叫我來。 “米高揚跟我說起過您。他認為，您很好地完成了翻譯的工作。明天，由我率領的我國政府代表團就要去柏林與德國政府進行重要談判。您有在德國工作以及跟德國人打交道的經驗。您同意嗎？” 由於想不出其他更好的，我站起身“立正”，然後清楚地說： “為蘇聯服務……” 莫洛托夫從椅子上站起來，伸出手，微微一笑： “您可以走了。” 我跟莫洛托夫，當時斯大林之後的國家第二號人物的第一次見面就是這樣。 第二天早晨，我拿到了外交護照，當天晚上便乘坐蘇聯政府代表團的專列從莫斯科白俄羅斯火車站出發前往德國。 在帝國辦公廳的談判中，德方參加的人員有希特勒，裡賓特洛甫，以及兩名翻譯——施密特和辛格爾。蘇方人員為莫洛托夫，傑卡諾佐夫，同樣也是兩名翻譯——巴甫洛夫和本書的作者。第一天的談判中，在跟希特勒第二次談話之後，在帝國辦公廳舉行了招待會。莫洛托夫帶了巴甫洛夫，而委派我起草給莫斯科的電文。當時，既沒有錄音機，談判時根本沒有速記員，所以翻譯必須在會談期間在自己的筆記本上作記錄。  
夜入克里姆林宮（2）
我首先從解讀這些記錄開始。我坐在與莫洛托夫臥室相鄰的辦公室裡，當時他被安排住在德國政府接待貴賓的貝維宮裡。這件事上費了我很長時間，然後我請來了人民委員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