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話，顯然您可以教其他人了。” “我從未教過，但是，如果您有命令，我試一試。” “這就對了嘛。現在有一條命令，根據這個命令，司令員，參謀長和工程處長必須學英語——大洋的另一邊是美國。明白了？” “明白了，海軍上校同志。” “我們想，讓您給我們教英語。” “是的。”我回答道。 “那我們談談細節問題吧。”沃龍措夫說。 我當時便得知，每次課為兩個學時，每週上兩次課。每個課時付給我25盧布。如果有必要另外備課的話，我的頂頭上司會得到命令，給我時間去市立圖書館。 我幾乎像長了翅膀一樣飛出了司令部。我邊走邊想，我的生活中真的發生了不可思議的事情。現在，我不再完全依賴於軍士長，此外還能小掙一筆：在紅海軍戰士每月12盧布津貼之外，我還可以再有額外的400盧布——真是太好了！ 我開始非常認真地備課。當然，熟練的英語知識，還有，我沒有忘記是怎麼教我的，這些都派上了用場。此外，我的學生也是非常認真。事情開始走上了正軌。過了不久，我買了一臺“費德”牌照相機，它是捷爾任斯基勞改營的犯人們按照德國“萊卡”公司的許可製作的。這個一下子使我變得非常受人歡迎。我不斷地重溫，生活是美好的，令人驚異的。其他更好的事情想也不能想了。可惜的是，這個世界上沒有一成不變的事。過了不久，庫茲涅佐夫上將被任命為蘇聯海軍總司令，去了莫斯科。很快，伯格傑科和沃龍措夫也隨他而去。新任領導眼下看來顧不上學英語。不管怎麼說，他們對我沒有表示興趣。 我重新落到軍士長的手裡，他當然絕不放過機會，在我身上撈回老本，不斷給我額外的活計。從前上班的日子又回來了，僅有偶爾一次去風景如畫的俄羅斯島公幹，才會有新鮮感覺。有時，在休息日，我們會到“十九公里”去，彼得大帝灣，這裡天氣轉暖開始游泳。 國際局勢迅速惡化。遠東地區，日本的挑釁從未停過。蘇聯最高蘇維埃有關新的義務兵役期的命令頒佈了。取消了受過高等教育者的優待辦法。另外，海軍的服役期也延長了。這意味著，我們必須當五年的紅海軍戰士。我感到灰心喪氣。別里亞耶夫和艾爾裡赫曼申請編入正規軍幹部序列。這樣，他們會自動被授予軍銜，以及相應的物質待遇。但是，不知是什麼阻止了我。我在等待著…… 八月底，來了一封電報。我被緊急召往莫斯科的海軍總司令部。  
波蘭問題
波蘭被西方和斯大林當作了一個緩衝地帶，雙方都在爭取對波蘭的控制權。 波蘭問題在斯大林、羅斯福以及丘吉爾的關係中，有著重要的位置。 按照當時莫斯科的解釋，蘇聯的立場整體而言是很明智的。斯大林多次宣告，樂於看到復興之後的波蘭成為一個強大、獨立、民主、對蘇聯友好的國家。同時，他堅持承認1939年新的蘇波邊界，跟協約國1919年提出的“寇松線”大致相當。在這些條件下，莫斯科同意跟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恢復關係。丘吉爾在德黑蘭提出的建議也大致類似。他提交供斯大林和羅斯福審議的表述如下：“原則上確認，波蘭人民和國家的中心應該位於所謂的寇松線和奧得河線之間，包括東普魯士和奧本省。” 蘇方支援了丘吉爾的建議。至於羅斯福，他原則上同意上述劃線，但警告說，在1944年即將進行的總統大選之前，考慮到波蘭裔選民的反應，他將避免任何公開的談話。兩位西方領導人也理解蘇聯政府讓波蘭作自己友好鄰邦的願望。 在最近一段時間裡，由於波蘭流亡政府立場消極，事情毫無進展。然而，到1944年夏天，出現了達成協議的可能。在跟美國大使哈里曼的一次談話中，莫洛托夫提出了新的妥協方案，為達成相互可以接受的協議鋪平了道路。其內容是，由居住在英國、美國、蘇聯——沒有法西斯色彩（以及實際上在倫敦的流亡政府中）、對蘇聯友好的波蘭人組建政府。作為這樣一個經過改組的政府的成員，他提到了經濟學家、在芝加哥大學講過學的蘭格博士，領導過美國斯拉夫人大會的工會領袖科爾瑞斯基等人。米克拉伊丘克可以留任這個政府的總理。過了一段時間，美國給奧斯卡·蘭格頒發了前往蘇聯的護照，他在那裡應該參與討論波蘭問題，而討論則應在丘吉爾和米克拉伊丘克前來莫斯科之時安排進行。 然而，在前往蘇聯之前，米克拉伊丘克決定訪問華盛頓。見到羅斯福之後，他問道，波蘭人應不應該接受蘇聯的方案。於是這裡出了一樁怪事。前不久還在德黑蘭同意了丘吉爾有關“寇松線”邊界表述的羅斯福總統，卻要米克拉伊丘克“拖延任何有關邊界的解決方案”。緊接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