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到父親。他全身心地投入了新船塢的設計和尋找合適的建設地點。他早出晚歸，而我要上第二個學：早晨在我們樓裡有一所烏克蘭七年制學校。休息日更是雜亂無章。顯然，當局為了讓人忘記星期天的宗教意義，不習慣教堂，實行了五天工作制：每五天是一個休息日——五號，十號，十五號，二十號，二十五號以及三十號都是休息日。工廠企業實行靈活工作日製度，保證連續生產。結果，許多家庭成員的休息日各不相同，所以，實際上幾乎沒時間交流。 很快就發現，在工廠企業裡，往往不能找到某個當時需要的員工。出現了過度頻繁的變動，最後“不間斷生產”被迫取消。結果是，克里姆林宮的試驗家們給家庭和生產關係造成巨大的損失之後，又回到了正常的六天工作制，星期天休息。 這也許是黨和政府最初的唯意志論決策之一，而蘇聯時期這種東西數不勝數，直到八十年代後起的反酒精運動，結果徹底搞亂了商業。惟一令人驚訝的是，自以為所有決議和行動有科學根據的領導們，如何卻不能預見到自己決策的後果。最有意思的是，人民永遠不能知道，誰人將用又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造福於他們。 有幾次，父親帶著我乘快艇在第聶伯河上旅行。他跟來自莫斯科的政府委員會一起，挑選建造船塢的合適地方。我們乘船一直逆流而上，走得很遠，然後順流而下。大地測量專家考察適合建造廠房的一個個淺灘和小港灣。這都是些美妙、風景如畫的地方，長滿紅藤蔓的人跡罕至的沙灘，以及接近峭壁的水淹草地，小河灣和小樹林。但當時國家醉心於工業化。人們奇妙的夢境中都是建設工地的腳手架，工廠冒煙的煙筒和四處可見的輸電線。很少有人認真想過，類似正在設計的船塢這樣的工業龐然大物出現之後，將意味著第聶伯河沿岸自然景觀的消失，人類與動物自然生活的終結。 好在父親的影響起了作用：為船塢最終挑選的地點位於河灣處，伯多對面，從前那裡曾是修船車間。基輔上游和下游的第聶伯兩岸未遭到破壞，直到戰後，在維什戈爾附近，由於博德戈爾內等烏克蘭領導人錯誤理解的“體面”而修建的水電站大壩，破壞了周圍環境，淹沒了數十萬公頃的良田和牧場。 一直讓父親醉心的船塢終於開工建造了。對他而言，這段時間一點也不輕鬆。在審判了著名學者，蒸汽鍋爐設計師拉姆辛等一批工程師的所謂“工業黨案件”之後，開始逮捕革命前的技術專家。在父親周圍，消失的不僅僅有工程師，而且有許多高階技工。在又一個同事被捕之後，父親臉色陰沉回到家裡，話很少。他無論如何也不能明白，為什麼人們要幹破壞。他不止一次說過：“這裡有個可怕的秘密。大家都像是著了魔一樣。他們幹嗎要破壞？他們的職位不錯，工作很好。為什麼要讓自己丟掉這一切？這些都令人難以置信。並且算在他們頭上的破壞行為，並不是惡意所為的結果，而是操之過急或者水平有限，隨便那個建築專案這種事情都少不了……” 一些老布林什維克也沒有逃脫這種下場。一個出色工程師，從少年時代就追隨革命運動，他的兒子別佳跟我在同一所學校上學。我經常看見別佳的父親和母親，漂亮的黑髮女人，出席我們在商人俱樂部的演出。別佳的父親蓄著鬍子，胸前戴著一個當時十分稀罕的紅旗勳章，大概是內戰期間某個勇敢的行動而獲得的。他怎麼會是個破壞分子？ “他不是破壞分子，”別佳見過馬上就要被髮配流放到西伯利亞的父親之後，哽咽著對我說，“他認為，自己承認從未乾過的破壞活動，就是這一生給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最後一次做貢獻。國家處於敵人的包圍之中，還有內部敵人。人民應該保持警惕，並相信光明的未來。認罪的時候，他認為自己在加強革命所創造的制度，支援了人民對斯大林的信任，而後者的名字與社會主義密不可分……” 許多堅定的共產黨人當時就是這麼想的。他們自己相信權力機關絕對正確。絕對不可以認為，正在發生絕對的專斷。必須讓人們相信，政府永遠不會錯。如果某個人被捕了，也就是說，他有罪。任何辯白自己無罪的做法等於是企圖懷疑政府的行為，也就是懷疑制度的公正。許許多多的劊子手和受害者都是這麼想的。一般來說，當內務機關——內務人民委員會或者政治總局——抓走了某個人，他便再也不會回來，從此消失得無影無蹤，似乎從未有過這麼個人。黨內最顯赫的活動家的名字從人民的意識中被慢慢徹底根除掉。 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波斯德舍夫，烏克蘭人民委員蘇維埃主席留布切科，內務人民委員巴里茨基，以及烏共（布）第一書記柯西奧爾等人就這樣消失了。在我直接的熟人之中，新經濟分子勃勃杜波羅全家，以及被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