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林對希臘共產黨人的求援呼籲裝聾作啞，平靜地注視著倫敦對他們採取的鎮壓措施。照樣地，丘吉爾對佛林·奧菲斯有關對羅馬尼亞局勢進行積極干預的要求不加理睬，這裡，按照英國外交機構的意見，莫斯科施加了粗暴的壓力。從莫斯科協議的角度看，後來西方大國開始干涉匈牙利事件時，斯大林的憤怒也可以理解。  
“誰提到舊事，就讓他滾蛋”（1）
斯大林做出種種姿態，向丘吉爾示好：親自到英國大使館出席宴會，陪同丘吉爾到大劇院看戲，為丘吉爾設家宴，親自到機場送行等等。 但丘吉爾卻不為所動，他堅持認為，蘇聯惟一能夠理解的語言便是武力。 英國首相在蘇聯首都期間，斯大林給予的十二分尊敬，也可以證明與丘吉爾達成的協議使斯大林感到完全滿意。斯大林不僅再次邀請丘吉爾到克里姆林宮自己的家裡共進晚餐，而且整個舉止異乎尋常。記得，當斯大林接受了丘吉爾的邀請與其在大使館共進晚餐時，莫洛托夫秘書處，尤其是索非亞沿岸街（後來的莫里斯·託列茲沿岸街）的英國大使館裡是何等的忙亂。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為，此前“各族人民領袖”從未去過任何大使館。莫洛托夫早早派我送去主客名單，以便讓大使館準備請柬。我方出席晚宴的，除了斯大林，還有莫洛托夫，維辛斯基，李維諾夫，卡岡諾維奇等人。 莫洛托夫帶著我跟巴甫洛夫，比其他人早到了。我們站在迎客的丘吉爾身後。不知為什麼，莫洛托夫想到要介紹我，叫著我的名字，他說道： “你們沒有聽說過他吧？沒關係，很快就會聽到的……” 他想說些什麼，我始終未能瞭解。也許，想把我從外交人民委員助理的職位推到某個更高的崗位上，或者轉到駐外的高階外交職位上，並且他想讓在場的高官們注意到這個尚不為人知、卻已經在斯大林身邊工作的年輕人。不管怎樣，可能是由於貝利亞給斯大林的報告，這些都與我無緣。對此下面有專文交待。 在宴會開始之前，侍者分送飲料，交談的氣氛非常熱烈。丘吉爾在人群中串來串去，一邊跟客人們說一兩句話，而我和首相的譯員比茲跟著他。巴甫洛夫則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身邊，一批英美的外交官圍著他們。走近人民交通委員卡岡諾維奇的近旁，首相問道，他是如何使俄國的運輸系統高效運轉的。“如果機車司機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務，我就這麼處理他。”卡岡諾維奇咧開嘴巴大笑，然後用大拇指橫著劃過咽喉部位。 應該承認，在戰爭最艱難的時期，在敵機轟炸、機車車輛、燃料和熟練技工嚴重不足的條件下，鐵路運輸雖然非常緊張，但也經受住了考驗。但我想，支配鐵路員工的，不僅僅是恐懼，而且是對前線和後方所承擔義務的理解。 正在宴會進行的時候，聽到了禮炮齊鳴：莫斯科在向佔領了匈牙利城市塞蓋德的紅軍致意。丘吉爾在莫斯科期間，多次目睹了莫斯科人的歡呼。人們聚集在紅場上慶祝一次又一次的勝利。蘇聯軍隊解放了里加，逼近了東普魯士。在西方，盟軍解放了巴黎，正在朝萊茵河推進。所有這些，造成了昂揚的情緒，這也影響了在英國大使館那次令人難忘的晚宴上的氣氛。 丘吉爾興奮地說起了自己前不久的義大利之行，以及那裡的人民如何熱情地歡迎他…… 斯大林給首相潑了點冷水，他指出，同樣的那些人前不久在頌揚墨索里尼。丘吉爾不喜歡這些，所以他把話題轉移了。 丘吉爾開始論述，三大國在戰後保持合作關係是如何重要。他是真誠的嗎？我想，這不見得。因為正是1946年他在伏爾頓的那篇演說，事實上第一個宣佈了“冷戰”的開始。但是，1944年，當蘇聯承擔著對希特勒作戰的主要部分，重要的是使斯大林相信，他已經被接納為西方民主國家的夥伴。 “在我們計程車兵在無數戰場上為之流血的未來世界裡，”英國首相的講話意在載入史冊，故而十分激揚，“我們三個偉大的民主國家正在向全人類展示，不論在戰爭，還是在和平時期，我們都將忠於人的自由、尊嚴與幸福的原則。這也是為何我如此重視復興的波蘭與蘇聯之間保持睦鄰友好關係。為了波蘭的自由與獨立，英國加入了這場戰爭。英國人對於波蘭人民及其精神財富負有道義上的責任。重要的一點是，波蘭是天主教國家。決不能允許那裡事態的發展使我們與梵蒂岡的關係複雜化……” “羅馬教皇有多少個師？”斯大林突然打斷了丘吉爾的宏論。 英國首相一下子啞了。他根本沒有料到這個問題。因為他所談論的是教皇不僅僅在波蘭，而且是在全球範圍的精神影響。但是，斯大林再次表明了，他只尊重實力，將丘吉爾從九霄雲外拉回到地面上。 還涉及到了南斯拉夫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