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回到莫斯科，馬不停蹄地趕往德黑蘭。 這件事情暫時似乎過去了，但最終還是被貝利亞所利用…… 1943年11月6日，紅軍解放了烏克蘭的首府。得知這個訊息之後，我立即請莫洛托夫批准我飛一趟基輔，以便弄清楚父母的下落，因為從希特勒軍隊佔領基輔之後，我便再也沒有他們的任何訊息了。 “去吧，”莫洛托夫說，“讓科西列夫瞭解一下，什麼時候情況允許，並跟軍方談妥，讓他們用順路的飛機帶您過去。當然，1941年您沒有采取措施及時疏散他們，是太輕率了。” 此前，我曾經給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解釋過，事情是怎麼回事。從德國回來之後，我立即告訴了父母，後來我們經常通訊。戰爭開始的最初幾周，沒有人料到德國人會佔領基輔。在信中能夠感覺到父親的信心，即烏克蘭的首都無論如何是不會放棄的。跟我一起離開柏林的圖比科夫將軍，在西南方面軍獲得任命，做了守衛基輔的方面軍參謀長。我請他在必要時關照一下父母。我從他處得到的惟一音訊是，一切正常，叫我不要擔心，因為基輔的防禦堅固，牢不可破。那是不可饒恕的太過自信。事件的發展比預料要快。古德里安的坦克師團迅速從兩側包抄基輔。在某個時刻，還有可能將部隊帶出包圍圈。那樣的話，圖比科夫就有可能在最後一臺車上安排我的父母。指揮部隊的基爾博諾斯將軍哀求大本營批准有秩序地撤出烏克蘭首府。但是，斯大林禁止撤退，並要求部隊拼死抵抗。成千上萬的官兵陷入包圍，犧牲或者被俘，而不是撤退、在別的戰場繼續戰鬥。當希特勒的坦克衝進方面軍司令部時，基爾博諾斯和圖比科夫開槍自殺。我跟親人的聯絡就此中斷。 1943年11月11日，有一架軍用運輸機去基輔，機上為我找到了一個位子。我準備了一些食品——麵包、黃油、醃豬油、香腸，把所有東西裝在一個小手提箱裡。考慮到部分路段可能要步行，給我辦了一張由外交人民第一副委員維辛斯基和副總參謀長安東諾夫簽發的通行證，要求各軍政機構向外交人民委員助理別列什科夫在基輔出差期間提供各種協助。 莫斯科快到11月的時候，天氣已經變冷了，所以我決定穿上毛皮大衣。這是我從德國回來之後不久在寄賣店買的，因為我的全部冬裝都留在了柏林。這件毛皮大衣非常奢華——這樣的衣服在革命前的俄國只有富人才穿得起：結實的黑色厚呢子，縫著貂皮圍脖，海龍皮領。跟大衣一起賣的還有一頂黑色緞子底的海狸皮帽。這兩件一套，跟沙裡雅賓著名畫像上的一模一樣，價錢非常便宜——總共1100盧布，而當時我的月工資是1800盧布。有意思的是，當時莫斯科的寄賣店裡塞滿了這樣的毛皮大衣和女大氅。提前從首都疏散走的人們，賣光了帶不走的東西。原來，在革命、內戰和三十年代的飢餓之後，莫斯科的居民手裡還剩下了不少財產。 但是，我隨身帶著如此奢華的大衣，卻是一個錯誤。飛機在第聶伯河的左岸布羅瓦雷著陸之後，我一路上搭各種卡車、馬車、或者步行走在難民、一隊隊受傷的散兵、走出森林的游擊隊員、甚至那些絕望的、衣衫襤褸、被戰爭變成居無定所的人流中。我一副發國難財暴發戶的樣子，往往引起敵視，因此每個手裡有槍計程車兵，或者頭戴扎紅帶子的高加索皮帽、身穿用機槍子彈鏈交叉扎著的棉短大衣的游擊隊員，都認為有職責攔住我，檢查證件。我手裡的證件在大多數情況下，都能夠產生必要的效果。但也會有某些人懷疑其真實性，拖著我找“大官”進行檢查。我應該說，許多人對我的上司懷著巨大的敬仰。看到證件之後，會問道： “您真的是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的助理？”……並且會盡力幫忙。然而，無休止的檢查終究用去了許多時間。晚上9點左右，我才來到了第聶伯河岸邊。在淺沙灘，到處棄置著被打爛的、扭曲的武器裝備——德國的和國產的，房屋燒焦的框架冒著煙，空氣中瀰漫著焦糊味。滿月照亮著前不久這場苦戰的景象。基輔著名的鏈橋無助地耷拉了下去。鋼質拱橋掉進了河中。磚橋墩孤零零地豎著，就像大地測量標記一樣，向對岸漸漸遠去，消失在迷霧之中……我回想起，1920年我們跟父母親也是在這個地方，在12月的嚴寒裡，看著被波蘭人炸斷的鏈橋架在冰層中凸出。我們一家在內戰翻騰著的國家裡，從我出生的飢餓的彼得格勒，前往似乎是幸福的烏克蘭，基輔是這條漫長、艱難旅途的目的地。當時我才4歲，這番折騰之中的許多場景，就像斷橋的那個畫面，深深地打入了我的記憶，而現在則分明地出現在我的面前。我們艱難地在冰上走著，費力地爬上結了冰的金屬梁。當我們經過新的漂泊，於1923年重新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