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的話，僅僅掌握一門外語，是遠遠不夠用的。
飛機在布達佩斯降落，正好是中國的國慶節前夕。出乎意料的是下飛機後，在機場大廳裡依然沒有找到前來接應的人。後來吳建民才知道，因為通報他到達的資訊，是發給世界民主青年聯盟總部的，偏巧中國代表團的翻譯出差了，其他人不知道有這麼一封電報。
他一個人先硬著頭皮過了關入了匈牙利的境，因為都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會遇到什麼刁難，倒是挺順利的。可入了境後就瞎了眼了，聽到的都是匈牙利語，他一個詞也聽不懂。想辦法給中國駐匈牙利使館打了個電話，可電話沒人接，使館的人正忙活國慶招待會呢。“身在異國為異客，正逢國慶急煞人。”
這時，他看到有輛機場巴士，就想先坐車進到市區裡再說，拎著箱子上了車。可上車一看，是要收費的，他身無外幣，只好又拎著箱子下來，難免有幾分尷尬。
怎麼辦呢？智總是在情急時才閃現，吳建民猛然想到了打計程車。
從莫斯科飛往布達佩斯途中，他身邊有一位匈牙利外貿部的官員，能講一點英文。此刻吳建民發現他還沒走出機場，趕緊追上他提議一起打計程車。
那位官員一上車，就跟吳建民說：“You pay， you pay。”吳建民回答：“Ok， ok。”吳建民心裡想，到了使館我就有錢了，我付款就我付款唄。這是吳建民第一次碰到涉外財務問題，感覺到歐洲人對此的直截了當，他遂讓司機先開到中國大使館。
到了中國駐布達佩斯大使館，吳建民就趕緊去敲門。使館的人告訴他駐世界青聯的代表在新華社布達佩斯分社下榻。於是，他們又驅車前往新華社布達佩斯分社。
在新華社布達佩斯分社，吳建民首先見到了王崇傑，吳建民後來才知道，他已經是一位相當有名的記者。吳建民做了自我介紹後，又簡單說了一下自己的遭遇。王崇傑聽後笑了，隨即替他付了打車的錢。
在沒有人接，語言不通，又不知道地址，又沒有外幣的情況下，吳建民找到了駐地，把這一切都應付過去了。他感覺自己還算幸運，可在今後，身在異國外交工作旅途上，還將會有更多類似或更高難度的溝坎磕絆，自己還能像今天這樣幸運，這樣輕鬆地應對過去嗎？
世界青聯的工作語言是法語而不是俄語/吳建民發現朱良和朱善卿每天晚上收聽###和BBC的廣播/對外回答問題要謹慎小心，沒必要說那麼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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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回答問題要謹慎小心（1）
在布達佩斯的世界民主青年聯盟總部，常駐於此的有20 多個國家的代表。當時世界青聯的主席是義大利共青團的，而總書記則來自法國共青團。讓人不太明白的是在斯拉夫語系的地盤上，又是以蘇聯為主導的世界青聯，但其工作語言卻是法語而不是俄語，各國代表所發的言論檔案，都要先翻譯成法文。顯然，這與總部設在布達佩斯並沒有什麼直接關係，因為匈牙利語雖說與俄語有著較大的差異，但同法語距離似乎更遠，這一點，吳建民從在機場一降落就領教了。
此時中國常駐世界青聯的代表是朱良。在他之前，第一位中國代表是後來任外交部部長的吳學謙；第二任代表是後來任中共中央聯絡部部長的錢李仁。有意思的是朱良後來又緊跟在錢李仁之後接任中共中央聯絡部的部長，而他們三人，都是中共上海地下黨的，曾在一起從事學生運動多年。朱良在新中國成立後擔任上海市青聯秘書長，1951 年他率團參加第三屆世界青年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隨後調到了共青團中央，1954 年後受派常駐布達佩斯。在吳建民之前，給朱良做翻譯的是朱善卿，吳建民來就是接替他的。
朱善卿並沒有受過法語的正規教育，只是在上海法租界內的震旦中學裡學過一點，後來能夠勝任法語翻譯工作全靠的是自學。因為世界民主青年聯盟總部的人員來自不同的國家，語言的使用比較駁雜，朱善卿還自學了西班牙文。
在國內共青團的機關裡，朱善卿一直被熟人稱為“小朱”，而在吳建民眼裡，朱善卿就是老同志了。可他依然不減學習新東西的熱情，而且是那麼投入。和朱善卿接觸的時間並不長，但吳建民不僅從他那裡學到了一些翻譯實踐經驗，更看到了一種值得尊敬的工作態度。
經朱善卿的點撥，吳建民還了解到一些基本的外交常識。比如有一次開會，代表朱良因為失眠沒有出席。有的國家的代表就問朱良做什麼去了？吳建民沒遇到過這種情況，老老實實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