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到兩翼休整，準備由陣地戰轉變為運動戰。”
第52節：指揮部隊且戰且走
其實，早在5月18日當晚，林彪即指揮部隊且戰且走，開始大踏步後撤。
5月19日，彭真與羅榮桓趕到前總，找到林彪，隨後在公主嶺附近的范家屯開會，討論下一步行動計劃和作戰方針。會上，出現了兩種尖銳對立的意見。一種主張堅守長春，不能再退了；另一種主張果斷棄守長春，大踏步後撤，撤至松花江以北。
“固守長春，無異於劃地為牢。”林彪從軍事上舉出了一大堆理由：“長春人口九十萬，防線百餘里，需要大量的守軍。如果敵人先圍城，同時集中飛機、大炮、坦克掩護步兵攻擊一點，我軍則既不可能守住城市，又要喪失運動戰的機會。所以今後主力仍以打運動戰為好。”
林彪的意見沒有得到大家熱烈響應。四平血戰中，聯軍雖然殲敵萬人，但自己損失也達八千餘人之多。撤退中，聯軍又遭到國民黨軍機械化部隊的追擊，繼續受損，其中有一個師一個旅暫時失去作戰能力。各級指揮員中瀰漫著一種拼命情緒。彭真也不主張撤退過猛。
關鍵時刻，羅榮桓挺身而出，旗幟鮮明地支援林彪的意見。他說：“長春、吉林都是大城市，不利於防守，防線又寬，現在部隊打得很疲勞，如果守長春，敵人從梅河口沿奉吉線插到吉林，就會把我們的後方打個稀爛。到那時，不但長春防不住，非退到西滿和蒙古大沙漠不可。我贊成撤出長春，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
這種大規模的撤兵與中央當時指示的寸土必爭的指導思想大相徑庭。林彪於5月20日和27日，連續兩次發電報告中央，陳述自己的主張及其理由。他在電報中，特地提到羅榮桓已回到前線參予指揮，也同意他的意見。
撤兵的決定下達後，部隊許多幹部，包括高階幹部想不通，有怨言。羅榮桓逐個找幹部交換意見，要求他們服從林總的決策。
在羅榮桓的協助下，林彪處變不驚，應亂不慌，在十五天內，硬著頭皮把二十萬聯軍帶過了松花江，撤退到哈爾濱，成功地擺脫了國民黨軍隊的追擊。這十五天，是東北聯軍生死攸關、極為被動的日子。
“打了這麼多年的仗，還從來沒有這樣被動過。我們一個勁兒地撤，敵人一直在屁股後面追，就像拖了個尾巴。”羅榮桓不無憂慮地對林彪說。
林彪信心十足：“被動過後就會主動。過了江就主動了。”
“這仗打輸了。”林彪憤憤地說。作為負責前方指揮的一號首長，林彪感到深深的羞愧與屈辱。他把“白崇禧”和“四平街”幾個字刻進了腦海裡。不久，當林彪得知白崇禧已經功成回南京述職，心中更加氣憤。“恨無時間，遂使豎子成名。”林彪發誓雪恥復仇。
得勝回朝的白崇禧胸中也湧動著遺憾和憤怒。同樣是憤懣不平，內容卻截然相反。二十年後，白崇禧在他的回憶錄中詳細追述了這件終身憾事：
先是中共林彪為共軍東北民主聯軍司令員，統率共軍十萬之眾，於三十五年三月中旬蘇聯紅軍撤出東北時，接收了關東軍軍械五十萬支，接著，乘國軍未開到之前，襲佔四平街，終與國軍相持不下。當時，我奉令至四平街督戰，並速將林部擊退，繼佔長春、吉林，本可就此乘勝追至佳木斯和滿州里，將林部殲滅或驅出東北境外，以永絕禍根。而中央忽令軍事歸杜聿明指揮，且軍隊不準越過遼河，理由為長春有六千蘇聯便衣紅軍，若我軍越過遼河，恐引起衝突。當我一到四平，下令繼續追擊時，杜聿明即出此命令予我。我說：“既是我下令追擊，責任當由我負。”當時我一面去電向當局報告，同時乘飛機返京向蔣先生面陳雲：“戰勝則當進，或迫其退出國境，或予以殲滅，蓋共軍已倉皇撤退，全無鬥志矣！”蔣先生道：“據報長春有六千著便衣的蘇聯紅軍，萬一肇事起衝突，怎辦？”我說：“共軍已潰退，多六千紅軍，亦不濟事。”蔣問：“若紅軍再來，如何？”我答曰：“此非我一人之責任，按撤兵規定，紅軍應已撤回，若紅軍再來，此乃聯合國之問題。”委座聽罷，當場不置可否。
翌晨，我搭機將行，蔣先生因重視此事，亦欲同往，遂同乘馬歇爾專機直飛瀋陽轉長春（當時國軍已到長春）。委座一見前方軍事進展順利，極為愉快。當時我即建議繼續追擊，並表示說，若東北剿赤完畢，可以少數部隊駐防，而先抽回五美械裝備師於華北助北平行營剿共，待事畢再行調回。蔣先生說：“6月1日國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待杜聿明去做。”我說：“你在東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