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了“讀者為王”的主張，他提出的“常識”包括“高階的知識文化和沙龍藝術走向大眾，走向世俗，已是現代文明的趨勢和時尚”，“一個最重要的批評倫理原則是，你必須代表和維護大多數人的閱讀利益，發現或判斷閱讀價值”，尊重大眾閱讀口味，發現大眾閱讀價值，也儼然成了“為人民服務”。（《誰維護公眾的閱讀利益——我願為散文家餘秋雨先生辯護》，《中華讀書報》1998年12月30日）
當批評者們紛紛指斥餘秋雨散文裡瀰漫著的感傷氣息、濫情筆調、淺薄史思，或總結出餘氏散文不過是以“故事＋詩性語言＋文化感嘆”模式運作的“有效的流水生產線”時，他們其實已經道出餘秋雨商業成功的奧秘。於消費市場而言，成功作品的機械複製，不僅不是“散文衰敗的標本”（湯溢澤《〈文化苦旅〉：文化散文衰敗的標本》，《文學自由談》1996年第2期），反而是一種安全、有效的型別化生產。這裡還不包括餘秋雨擁有吸引媒體—公眾注意力，始終能活在聚光燈之下的本事——從這點說，他的拒絕認錯，也未始不是一種保持關注度的市場策略。
經歷了易中天、于丹的“百家講壇衝擊波”，我們才能充分認知到餘秋雨的先驅意義：他第一個敏感地認識到“文化教化權”處於懸置狀態，而“教授專家”的頭銜，加上“傳統文化的通俗化表達”，正是攫取它的終南捷徑。餘秋雨憑藉自己的聰明與文筆，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成為了大眾閱讀市場的“超級文化符號”。 。。
1992《文化苦旅》（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