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激烈的說法是，這些電影都是“痞子寫，痞子演給痞子看”的。
批評或肯定“王朔電影”的雙方論者之間，較為明顯地存在一條年齡的分界線：批評者多屬“老一輩”，如邵牧君指出電影界一轟而上改編王朔小說的原因是“希望找到一條既能對觀眾起到補償和宣洩娛樂效果，又能比較貼近現實生活，但又不敢冒犯當局慘遭禁映的新路”，“王朔小說對電影創作者具有吸引力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它對某些敏感領域（主要是性心理禁忌）採取調侃、打諢的方式來實施攻擊或表達異端思想”（《王朔電影熱緣何而起？》，《中國電影報》1989年3月25日）。他認為雖然這些電影藝術質量都不弱，卻無法算作好電影，因為電影導演們“過分看重它們忽略了它們在思想意識上的淺薄、粗鄙和邪惡”（《人，不能這樣活著》，《解放日報》1989年4月12日）。唐達成在《中國電影週報》上撰文，稱“頑主”是些“滑出生活軌道的人”，希望王朔“作為作家不要和自己筆下的人物站在同一水平上，不要玩味、欣賞、醉心那樣的生活方式與生活態度”，王朔的作品雖然“導演願拍，觀眾願看，但仍然有一個如何表現的問題”。劉聃則認為“頑主”式的玩笑人生不值得表現與肯定：“強調社會等級、泯滅獨立人格的主奴心態，和否認人類道義、追求極度個人化的‘頑主’心態，不過是一枚舊硬幣的正反面，在今日之中國，兩者都是對人道主義的僭越，是對現代化程序的反動。“（《人道的僭妄和美學的貧乏》，《文匯報》1989年4月11日）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1987《頑主》（2）
正面評價也有著相同程度的猛烈，如白燁認為王朔電影中的人物準確地說是“浪子”，在這些“浪子”身上，王朔“把他自己對於複雜社會現實的認識與感受揮灑得淋漓盡致，使作品頗具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之妙韻，很能引起觀眾的共鳴與共識，使人們由輕鬆的觀賞進入深沉的思索，從而由熟悉而又陌生的‘浪子’的情緒、際遇與命運思考社會生活變動中的諸種問題”（《王朔電影作品的意義》，《中國電影報》1989年3月15日）。陳曉明則將王朔的意義定義為“亞文化”對主流文化的衝擊：“他們是都市中不安分的魂靈，是我們時代生活的反抗者和挑戰者，他們攜帶著商品社會的狂想和生命衝力在生活的原野上狂奔亂舞，這是我們時代的景觀，它並不壯麗，但是它充滿生命的原始張力。”（《亞文化：王朔的生命衝力》，《中國電影報》1989年3月15日）甚至有評論指責邵牧君“一方面基本否認王朔電影對現實的批判價值、有意無意地儘量壓低影片的認識價值；另一方面用心良苦地將影片編導的創作意圖，曲解為單純從娛樂效果出發、避免冒犯當局和害怕評論家批評。”（左舒拉《有感於邵牧君對王朔電影的評價》，《中國電影報》1989年4月15日）
1990年王朔參與創作中國第一部大型室內電視連續劇《渴望》，引發全國收看熱潮，1991年王朔領銜創作電視連續劇《編輯部的故事》，再一次獲得巨大的商業成功。1992年華藝出版社出版四卷本《王朔文集》，創新時期作家出文集的先例。王朔小說選集，以及《王朔作品片斷》、《王朔妙語錄》成為書攤的暢銷書，他的作品名字如“千萬別把我當人”、“你不是個俗人”、“玩的就是心跳”、“過把癮就死”成為都市大眾流行語。關於王朔的評論集包括《王朔，大師還是痞子》、《我是流氓我怕誰》、《我是王朔》等，1993年《中國青年報》開闢“王朔給我們帶來什麼”專刊，展開對王朔現象的討論。這也引起了海外的興趣，《紐約時報》、《讀賣新聞》、《泰晤士報》均有關於王朔的報道。澳洲漢學家白傑明（Geremie Barme）認為，王朔現象是“自毛澤東時代以降最重要的出版現象，它象徵著當代中國城市文化時代的來臨”（《王朔的痞子創造歷史論》，《王朔，大師還是痞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
王朔作品引發瞭如此激烈而兩極的爭論，卻沒有人能否認，王朔筆下承載著那個躁動不安年代的共同情緒，整個社會渴望一種沖決，一種變局，在所欲不得的情形下，人們寧可認同調侃、嘲諷、遊戲的邊緣姿態。從導演到評論家，人們對王朔作品的借用與解讀是遮蔽性、選擇性的。十多年後，《大喘氣》導演葉大鷹在接受採訪時說：“就想著怎麼解氣怎麼拍，有點出氣的感覺，當時有點幼稚，也叛逆……覺得把那些道貌岸然的人惹生氣了就高興，其實現在想起來有點惡作劇的意思。”他也承認這些“王朔電影”“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