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今南京）。聽到此訊息，天國大臣們幸災樂禍，紛紛叫好，完全不同於去年傳來天國北伐軍全軍覆沒，將領林鳳祥、李開芳雙雙被俘戰死的訊息時，天國上下一片悲痛的情景。太平天國朝廷乘此滿清大敗之機，在東王楊秀清的主持下，天國的軍事指揮部門——東王府又在醞釀一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準備衝破自天國北伐西征失敗後被清軍圍困的局面，特別是要突破清軍為圍困天京而分別在天京東郊和揚州建立的江南大營與江北大營。
滿清朝廷在中國北部京津地區與南部廣州地區的軍事失敗，並未影響到中國中部的湖南、江西、安徽等地的軍事形式。由於有強大的農民起義政權——太平天國的存在，朝廷就是在中國北部與南部最危機的時候，也未敢從中部調走一兵一卒。其實，此時中國中部地區的滿清軍事形勢也不容樂觀，太平天國軍隊的四處征戰擴充套件，中部地區的清軍綠營擋無可擋，也是節節敗退，又哪裡有多餘的力量去救援別的地方啊？他們能維持目前這種相持的現狀就已相當不錯了。
而這種在中國中部滿清力量與太平天國的力量的相持局面是因為一種新的軍事力量——湘軍的出現才得以維持的。湘軍的出現不斷遏止住了中部清軍的敗退勢頭，改變了中部清軍與太平軍雙方的軍事力量對比，湘軍——這種地方團練性質的武裝組織在中國中部也成為了與太平軍對抗的主要的清政府軍事力量。得益於此，原本敗得潰不成軍的清軍綠營才有能力集中力量組建江南與江北兩大營成功圍困住太平軍的首都——天京，而這一切的改變都得歸功於一個人——曾國藩。
1853年1月，曾國藩受命幫助湖南“團練鄉民，搜查土匪”後，他摒棄舊的軍隊形式，另起爐灶，重新組建一支有戰鬥力的正規武裝——湘軍。他對自己新組建的湘軍做了許多的改革，既參考明朝抗倭名將戚繼光組建戚家軍的做法，又有他自己的獨創。曾國藩以“勤王忠君，捍衛封建名教”作為建軍的根本宗旨，並把這一宗旨滲透到軍隊建設和管理教育的各個方面；他網羅一大批深受封建禮教薰陶，極端仇視農民起義的地方階級知識分子，作為軍隊的骨幹，讓這些人統率部隊；在兵源方面，改八旗、綠營的世兵制為募兵制，招募健壯、樸實的山區青年農民當兵，並由鄰里、父母、妻子取保具結，實行嚴格的控制；他採取大帥挑選統領、統領挑選營官、營官挑選哨弁、哨弁挑選什長，層層節制的辦法編組軍隊。以營為基本單位，每營4哨，每哨8隊，營官直轄親兵6隊。冷熱兵器間隔配備，全營共500人；他對軍官和士兵實行厚餉制度，使士兵有餘錢養家餬口，改變了綠營那種薪餉過低，無法瞻養家庭，因而不安心當兵的弊病；建立篷帳和長夫制度，行軍作戰，部隊住帳篷不住民房，便於集中管理，長夫則用於搬執行李、糧草，修築工事；在組建陸軍的同時，他也積極組建水師。這樣，他組建的湘軍就具有濃厚的封建意識和嚴密的組織，因而有比綠營高得多的戰鬥力。同時，因為實行將由帥選，兵由將選的辦法，這樣計程車兵絕對聽從命令。
曾國藩率領湘軍的初次出征是在1853年太平天國西征軍攻勢最旺盛的時候，當時太平軍猛攻嶽州、湘潭，兩地危在旦夕。曾國藩率湘軍陸師18營、水師12營，共計二萬多人，從衡州起程，經長沙抵達嶽州參戰。可是在嶽州等地的初戰湘軍卻以失敗告終，接著曾國藩又親率湘軍水師與太平軍分別在湘潭等地激戰，湘軍還是失利，損失慘重，被迫退回長沙。但令曾國藩欣慰的是在湘潭之戰的湘軍陸師，卻取得了重大勝利，以此戰為標記，湘軍轉入反攻，太平軍轉為守勢，但雙方都無力擊跨對方，整個清軍勢力與太平軍勢力在中部進入了相持階段。
清廷和平談判小組無果而終返回北京城，他們在天津衛談判中受盡西洋人的蔑視、欺辱，大學士桂良還被人野蠻地摔成重傷，真是顏面丟盡，大清國天威掃地啊！咸豐皇帝看著這些灰頭灰臉回來的談判大臣，想著那躺在家中的桂良大學士，他心中升起一股悲涼。“我大清國威名赫赫，竟遭西夷蠻族如此汙辱，難道大清帝國真的江河日下，沒落在即了？”
“稟皇上，西洋聯軍答應停火的先決條件有四條，一、釋放所有聯軍俘虜；二、聯軍開進北京城；三、北京城周圍五十里範圍內不得有成建制的軍隊存在；四、懲辦僧格林沁親王。”吏部尚書花沙納顫顫地跪在地上奏報。他想起談判時西洋人的蠻橫，仍心有餘悸，又思及未能完成皇上佈下來的任務，他又心有愧疚，誠惶誠恐。
“花沙納愛卿，你先起來吧！未能簽下停火協議，這不能怪你們，西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