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隨著袁術的覆滅，大漢的南方暫時歸於平靜，而整個北方在劉和的治理下，比南方更加井然有序。
放眼望去，除了關中和涼州還在軍閥混戰之外，其餘的地方都停止了爭鬥，至少保持了表面上的安寧與平靜。
如果按照這樣的趨勢向前發展，就算中央朝廷對於地方的控制力無法恢復到鼎盛時期那樣，但至少可以讓大漢緩緩地從連年混戰和各種自然災害的泥潭之中恢復元氣，增加人口，儲備糧食，最終走向復甦興旺的道路。
然而，老天爺似乎誠心要跟大漢作對，就連這來之不易的短暫安寧，也不願意給大漢百姓。剛剛有所好轉的局勢，因為一些人力無法控制的原因，很快就變得急轉直下，甚至於更加的惡化……
這一次，打破平靜局勢的不是**，而是天災。
在華夏的歷史上，曾經多次出現過人口大規模減少的現象，而在東漢末年的五十年間，更是達到了令人駭人聽聞的地步。在這段時期內，華夏人口的數量下降之大，人民非正常死亡之慘重，在前代和後世，都很難找出第二個可以與之相比的時代。
縱觀整個東漢王朝，人口數量最多的時候，是在和帝、順帝在位的時期，那個時候大漢的人口已經接近了六千萬。然而，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華夏的人口開始負增長，但是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口下降的幅度並不明顯。到了桓帝在位的時候，朝廷曾經組織過一次大規模的全國性的戶口清查行動，在這次“人口普查”中，得出的資料是大漢有人口五千六百多萬，略低於和帝時期近六千萬的最高峰，下降的幅度不是太大。但是經過隨後的黃巾起義和董卓之亂。以及中原群雄的相互內戰，到了赤壁之戰結束的時候，大漢的人口竟然下降到了一個令人觸目驚心的地步。
後世各類史學家列出的漢末的人口數字統計，出入雖然比較大，但整體大幅度下降的情況，卻是保持了一致。
唐人杜佑在《通典》中記錄，東漢桓帝、靈帝時期黃巾之亂始，歷經董卓之亂，到了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建安初期，當時華夏的人口“人戶所存。十無一二”，也就是與鼎盛時期相比，只剩下了兩成。但這時候的華夏，依然沒有和平，在這種十不存一二的嚴峻形勢下，又先後發生了曹操與袁紹的爭霸之戰，曹操南下平定荊州、鏖戰赤壁的統一戰爭，以及劉備奪取巴蜀，曹操收復河西的兼併之戰。直到吳蜀兩國彝陵大戰之後。華夏才進入了一個相對的平穩期。這些大規模的戰爭，場場都是傷亡慘重的殊死搏鬥，對於本就少得可憐的大漢人口，不啻為雪上加霜。
魏國建立初期。大臣陳群曾說此時魏國的人口，也就跟文帝、景帝時期的一個大郡差不多。比如人口眾多的南陽郡，在最繁華的時期，一郡便有四百多萬人。而魏國在建立初期，也就四五百萬人口。
按照杜佑《通典》裡的記載，蜀國在劉禪登基時。人口是九十萬，到了蜀國滅亡時，人口增長到九十四萬，這一年平定蜀國的魏國將魏蜀人口加在一起，華夏的北方加上四川，一共是五百三十七萬人。而《晉書》裡記載，吳國在蜀國滅亡時的人口，有兩百三十萬。這樣加起來，華夏的總人口也不超過八百萬。這還是後三國時代進入了相對和平的時期後，長期恢復人口所達到的數字。
劉和記得，三國時期華夏人口的下降幅度之大，在整個華夏曆史上都是絕無僅有。在三國之後，華夏人口下降最快的時期，也就是宋末元初。當時的蒙古人，從東面一口氣殺到西面，消滅了世界上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口，而華夏人口也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左右，這已經算得上近千年來華夏最大規模的一次災難，但與漢末三國時代的慘景相比，依然是“小巫見大巫”。
談起漢末至三國時期的人口銳減，原因可以總結出很多，比如從黃巾起義開始的全國性內部混戰。當時的黃巾起義，採取的是各地同時舉事的策略，從一爆發就是全面的國內戰爭，戰火幾乎蔓延到了整個大漢。
又比如東漢末年各地崛起的軍閥們，都是漠視民力、濫殺無辜的劊子手。權臣董卓在把持朝政後，採取的是殘暴壓榨的統治政策，為了擴充軍力更是不斷抓取壯丁，導致司隸地區的百姓大量逃亡。當時北方的各路軍閥，喜歡拿老百姓來做擋箭牌，在攻城掠地時，經常抓無辜的百姓當做“人肉盾牌”擋在部隊前面，阻擋敵人的進攻。
在劉和沒有重生的那個時空當中，劉虞是位忠厚仁慈的長者，他明明知道公孫瓚有不臣之心，但卻沒有大肆在北方招兵買馬，擴充自己的軍隊。而當劉虞匆匆發起對公孫瓚的討伐之戰時，他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