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麾下士兵要愛惜百姓的房屋，不許焚燒城池，結果對上了拿著百姓充當“肉盾”的公孫瓚這種賴皮，然後被公孫瓚輕鬆逆襲，最終丟了性命。
實際上，當時劉虞主政的幽州，因為很好地控制了民亂和邊患，在黃巾大亂時吸引了上百萬人口到來，如果劉虞想要“暴兵”，隨便就能召到十幾萬人，而有了這十幾萬大軍，對付公孫瓚和立足渤海未穩的袁紹等人，完全可以是碾壓。
劉虞當時的做法，無疑不是一個合格的軍閥，在那樣的社會背景下，一味的愛惜民力，保護人口，最終就是自己成了別人眼中的肥羊，在沒有自保能力的情況下，白白便宜了公孫瓚和袁紹。當時袁紹吞併了幽州和冀州之後，軍隊數量暴漲，一度達到四十萬之巨，便是因為享受了劉虞和韓馥留給他的“人口紅利”。
漢末至三國時的戰亂，是全國往復迴圈的，老百姓就算想要逃難，都是求生無門，無路可逃。如在北方剛打完官渡之戰。過不了多久南方又爆發赤壁之戰，在東面有闕宣、笮融等人的叛亂，在西面有北宮伯玉和馬騰、韓遂造反……那個時期，帝國的疆土，除了邊遠的西域之外，幾乎全被捲入了戰火，沒有受戰爭破壞的地方，只能是偏遠無人煙的交州和夷洲這些地方。
戰亂和反抗，或許是導致漢末三國時期人口銳減的主要原因，但這僅僅是個果。而不是因。
在漢末，瘟疫和自然災害才是導致人口大量死亡的誘因，而軍閥混戰，百姓不停的造反，只是瘟疫和自然災害不斷髮生之後，產生的連鎖反應。
瘟疫的發生，是從西漢中期開始，歷代政府都要面臨的一個難題。因為與匈奴的戰爭以及後來南匈奴的歸附，產生於北方草原地區的“草原鼠疫病”。在之後的一百多年中，被不斷地帶到了中原地區。華夏的大規模瘟疫，從西漢武帝開始就週而復始，西漢的滅亡。導火索就是山東地區因為瘟疫而激發的農民起義。而且這種瘟疫以當時的中醫水平來看，基本屬於毫無辦法的絕症。
即使是西漢滅亡，東漢改朝換代，瘟疫也依然沒有收斂。基本是每隔一二十年，就會在某個地方突然爆發。這種情況，基本貫穿了整個東漢時代。一直到東漢末年最傑出的醫學家張仲景橫空出世，寫出了流芳百世的《傷寒雜病論》，大規模瘟疫的破壞力，才從此開始得到遏制。
而另一個原因，就是從東漢中前期開始，華夏持續不斷的自然災害。後世之人提到東漢的科技成就，自然少不了要說張衡發明出來的地動儀，而地動儀這個偉大發明的產生，就是拜東漢時期頻繁的自然災害所賜。
僅以地震而論，東漢中後期地震發生的頻繁程度，在整個華夏曆史上都是罕見的。比如東漢的隴西地區，在東漢和帝、桓帝、靈帝、獻帝時期都曾爆發大規模地震，正是因為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破壞，才促成了與地震有關的發明相繼湧現。
在東漢末期，還出現了極其反常的大規模蝗災與旱災，比如東漢桓帝到靈帝的幾十年裡，北方大規模的蝗災出現過五次，其中最嚴重的一次，幾乎波及到整個長江以北的中原地區。這麼大範圍的蝗災，在日後的華夏曆史上，也就是唐朝開元年間以及元朝末年的幾次可以相比，堪稱是“百年不遇”。
與此同時，東漢最後的五十年裡，黃河有四次發生決口，長江流域的荊州與江東，先後發生了五次水災。而在同一時期，北方遊牧民族居住的草原地區，也連續多年發生大規模旱災，北方少數民族為了躲災，紛紛南下到中原地區求內附，華夏的人口遷移和流動，在這時期開始漸成高峰。
持續不斷的自然災害，勢必造成大面積的饑荒，國家的經濟儲備會在饑荒中漸被掏空。這時候的東漢帝國，已經進入了門閥政治時期，世家大族的力量，逐漸超過中央。在一些州郡，朝廷只是保留了名義上的節制權，在正常的年景，這樣的情況還算和諧，但一旦國家爆發戰爭和自然災害，因為中央控制的減弱，勢必造成災害破壞力加大。畢竟世家大族們都會選擇囤積居奇，關門自保，中央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賑濟，走投無路的老百姓，也就只能選擇造反。
比如剛剛結束了戰爭的江淮地區，朝廷任命的揚州牧王邑因為沒有地方可去，只能呆在洛陽混日子，而江淮則被曹操、劉表和孫堅等大小勢力瓜分，其間還夾雜一些佔山為王的匪寇和流竄於湖泊江河之間的水賊。這些軍閥只想著如何攫取，卻不思恢復生產和建設，一旦瘟疫和饑荒在江淮兩岸爆發，又是一副慘烈的哀鴻遍野圖。
事實上，後來蔓延整個東漢帝國的黃巾起義，就和持續多年的饑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