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實，循名責實，這就是今天的工作。②
毛澤東引用此語，說明*應是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主義共和國，但在國民黨的專制統治下，卻只有*之名，沒有*之實。我們應該因名去求實，努力實現一個名副其實的新*主義的共和國。
毛澤東與《墨子》
墨子是春秋戰國時“諸子百家”中的一家，毛澤東系統地對墨子的思想發表看法，源於陳伯達的文章《墨子的哲學思想》。
《墨子的哲學思想》，是陳伯達響應毛澤東1938年10月提出的“要研究中國古代文化遺產”的號召，所寫的諸子研究系列論文中的一篇。同《孔子的哲學思想》一樣，他送給毛澤東看的是發表前的稿子，後分上、中、下三篇連載於《解放》雜誌上。
該文共萬字左右，較全面地論述了墨子諸方面的思想，如名與實、知與行、故與法（因果法則）、同與異、義與利、中庸、名辯等範疇，以及墨子的節葬、非攻、兼愛、非樂、非命等主張。
該文對墨子作出了很高的評價。
政治上，該文認為：墨子是當時“手工業者和農民在某種程度上之獨立的覺醒及其解放的空想……之最偉大的代表者”；“墨子在各方面的立說，都是從人民生產的立場出發的”；中華民族“最善於艱苦奮鬥，並善於死裡求生，善於主持正義而厭惡強暴，善於對不*抗，……這些都是和墨家的精神不可分開的”。
哲學理論上，該文認為：墨子在中國哲學史上“首先完整地提出了名實問題，並給以初步明確的解決”，進而提出知行問題“並初步具體地在解決”；“墨子並不限於唯物的經驗論。我們看到了墨子哲學關於由感性的認識論到論理的認識之見解”；“墨子認為：宇宙的事物是變動不居的”；“墨子發現了部分和整體的聯絡”；“墨子看出了宇宙中的時間空間都是……對立的統一”；
毛澤東讀了陳伯達的文章後很高興，對他的觀點表示基本贊同。
第四章 毛澤東智品諸子（15）
1939年2月1日夜，毛澤東給陳伯達寫信，就《墨子的哲學思想》一文發表看法。信中說：
《墨子哲學思想》看了，這是你的一大功勞，在中國找出赫拉克利特來了。有幾點個別的意見，寫在另紙，用供參考，不過是望文生義的感想，沒有研究的根據的。
毛澤東“寫在另紙”的意見，全文如下：
（一）題目
似改為“古代辯證唯物論大家……墨子的哲學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學”較好。
（二）事物的實不止屬性，還有其最根本的質，質與屬性不可分，但有區別的，一物的某些屬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變，由於所以為其物的質尚存。“志氣”，志似指事物之質，不變的東西（在一物範圍內），氣似指量及屬性，變動的東西。
（三）“君子不能從行為中分出什麼是仁什麼是不仁”，這句話的意思應是：君子做起事來卻只知做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似更明白些。
（四）說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說同時即是必然性與偶然性的關係，“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這必然性的表現形態則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現形態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現。因此，“沒有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會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是對的，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發，並經過無數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許成為十月十一日的漢陽起義，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義。“不是在那最恰當的時機爆發起來就不一定成為燎原之火”是對的，但也必定會在另一最恰當的時機爆發起來而成為燎原之火。
（五）中庸問題
墨家的“欲正權利，惡正權害”、“兩而無偏”、“正而不可搖”，與儒家的“執兩用中”、“擇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變”是一個意思，都是肯定質的安定性，為此質的安定性而作兩條戰線鬥爭，反對過與不及。這裡有幾點意見：（1）是在作兩條戰線鬥爭，用兩條戰線鬥爭的方法來規定相對的質。（2）儒墨兩家話說得不同，意思是一樣，墨家沒有特別發展的地方。（3）“正”是質的觀念，與儒家之“中”（不偏之謂中）同。“權”不是質的觀念，是規定此質區別異質的方法，與儒家“執兩用中”之“執”同。“欲”之“正”是“利”，使與害區別。“惡”之“正”是“害”，使與利區別而不相混。“權者兩而無偏”，應解作規定事物一定的質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異質偏），但這句話並不及“過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