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其中最著名的有：以魏源等人為代表的政治改良派；以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胡林翼為代表的“中興將相”；以譚嗣同、梁啟超、黃遵憲為代表的維新變法派；以蔡鍔、陳天華、程潛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
從1916到1919年三年之間，青年毛澤東數次寓居嶽麓書院，和蔡和森、鄧中夏、何叔衡、謝覺哉、李達、羅章龍等大批師生一起，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嶽麓書院交流開放、海納百川的精神，和湖湘文化互相輝映，它的存在加強了近代湖南人開放務實的觀念。它的很多學術研究方法和思想品質，豐富了湖南人的教育理念。湖南大學如今還在自覺繼承和發揚嶽麓書院“博於問學，明於睿思，篤於務實，志於成人”的文化精神和教育傳統。湖南的現代高等教育，吸收了湖湘文化優秀的精神。
不言而喻，嶽麓書院極大地推動了湖湘文化的繁榮和傳播。嶽麓書院在宋代剛建立時，湖南人除了熱心於理學的湖湘學派以外，在經學、史學、地理學、文學藝術、醫學及考據學等方面，都有非凡的建樹。
嶽麓書院對近代以來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貢獻奇偉。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和發揚的“實事求是”和“與時俱進”的精神，都能在嶽麓書院的論壇上找到根源。
嶽麓書院最值得紀念的品質，就是提醒人們：湖湘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堅韌剛直，開拓創新，海納百川，兼收幷蓄，實事求是，經世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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嶽麓書院鼓吹經世濟用（5）
從歷史源流看，嶽麓書院作為“天下四大書院”之首，標誌著湖湘文化得到理性的充實和教育的崛起。湖湘文化最直觀的成就，就是湧現出一代代炳耀史冊的知識群體，而他們不論是在精神上還是在行為軌跡上，都與嶽麓書院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聯。嶽麓書院已被視為湖湘文化的象徵，成為湖南人的精神載體，標誌著湖湘文化的品位和成就。
在這種意義上，也可以說，嶽麓書院所記載的文化精神歷程，是湖南人的一部心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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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1）
我們已經知道，湖南的自然環境造就了湖湘文化激越衝突的個性，移民文化鍛造了湖南人吃苦耐勞和拼搏奮發的精神，湖湘學派的四百年道統，奠定了湖南人講究格物致知和實事求是的思維方法。
近代湖湘文化的傳承，具有一個非常鮮明的傾向，就是格物致知、經世濟用、實事求是。
在一段時期內，湖南人在經世致用學風的影響下，把博取功名作為實踐的目標，作為人生價值的最高體現。湖湘文化強調以仁政為核心的人治，關注現實生活；又因學術開放而糅雜了許多學派，因此缺乏系統性；也不崇尚從理性思辨上對宇宙終極和人生終極深加探討。這是湖湘文化的一種特色，它因此保持著積極進取的精神，而避免了耽於思辨和洞察人世所帶來的惰性。儘管湖南人中並不乏以哲學思辨見長的學者，但他們受到湖湘文化的影響，仍然對當時社會實踐中出現的問題，提出許多積極的主張。
湖南人的這種學風，導致他們重視實學和理工技術。這曾經給中國八股成風的封建社會，吹進了一股清新的氣流。直到現在，這種學風對於中國社會和科技的進步，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中國人非常需要抵制流於空談、鄙薄技術的陳腐習慣，而湖湘文化精神的張揚，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極好的防腐劑。
湖湘文化鼓勵人們積極入世，使湖南人關心各種社會問題，並且提出強烈的主張。當然，由於各人見識並不一致，湖南人的主張在橫向的溝通和縱向的延伸上都會出現一些斷層或悖論。例如，魏源和曾國藩處於同一時代，前者提出要向西方學習，而曾國藩卻為了保衛孔教名分而向引進西洋宗教的太平天國開戰。又例如，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的湘軍保住了腐朽的清朝，而黃興和蔡鍔卻為推翻清朝封建統治而戰。由此可見，湖湘文化提倡的是一種精神，而具備這同一種精神的人，會為各自信奉的教義或主義而奮鬥。因此可以說，不論文明的觀點是如何地衝突，湖湘文化的精神素質總是具有積極的意義。
因此，就湖湘文化一貫的精神而言，我們無法說它是主張社會的保守還是贊成社會的開放，也無法說它是重農或是輕商，它只是促使人們積極地關注社會動向，去用自己的才幹去解決社會問題，或是維護社會的安定，或是參與社會的變革。
在同一個歷史時期，湖湘文化的這種精神，往往在湖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