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部造成觀念的衝突和才幹的對峙，並且因不同的主張而形成對立的陣營。因此，這就造成湖南人不抱團的現象。這種情況，常常導致湖南人牆內開花牆外香。所謂“楚材晉用”，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古往今來，許多湖南的人才，都是在湖南之外取得成就。曾幾何時，湖南人形成一種共識：想要有所作為，必須走出湖南的山川。
這種現象會帶來一個必然的結果，那就是湖南人善於尋求與外部的聯合。曾國藩湘軍中的猛將鮑超和塔齊布，都是外省人，他們是曾國藩建功立業的得力幫手。胡林翼與滿人官員官文合作得很好，還結為親戚，而曾國藩最得意的弟子不是湘鄉人，也不是湖南人，竟是安徽人李鴻章。湖南人近代以來與廣東人的結合，更能說明問題。湖南人的才幹和吃苦耐勞的精神，使他們在外省得到那裡人們的尊重。他們的才幹與外省人的各種優點結合起來，往往能成就一番大事業。黃興協助孫中山幹出一番驚天動地的偉業，傳為天下美談。
當然，湖湘文化除了提倡注重實幹、勇於任事、自強不息、勤勉樸實的做人的精神，也有一種信仰的基調。愛國主義是湖湘文化的一個基本傳統。很明顯，愛國主義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會有不同的內容，而且在同一個歷史時期中，不同的人同樣從愛國主義出發，也會在具體的取捨上產生不同的理解。湖湘文化提倡的愛國主義，無非是從憂患意識中誕生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堅定的歷史責任感與使命感。
屈原和賈誼兩個外省人，跑到湖南來，為湖湘文化確定了愛國主義的基調。這兩個人都是被人讒言誣告貶謫到湖南的官吏，但他們仍然忠君愛國，憂國憂民，他們的事蹟深深感動了一代又一代的湖南人。
在宋代，特別是南宋，湖南人發揮了愛國主義精神，一些湖湘學者遵照儒家“華夷之辯”的理論，主張抗金抗元，反對妥協投降。還有許多湖湘士人投筆從戎，投身到抗金抗元的戰爭中。明末清初愛國主義者王夫之，把民族利益看得高於一切。他早年舉兵抗清，後兵敗返鄉，遁跡鄉里，陋居山洞，終身不蓄髮，誓不降清。
中國近代由於西方列強的侵入，民族矛盾急劇上升。湖湘文化的愛國主義傳統，由近代湖南人發揚光大。近代湖南士人幾乎都將挽救國家和民族的危亡當作自己神聖的職責與使命。他們為此煥發出百折不撓和勇於獻身的奮鬥精神。為了最終達到挽救國家民族危亡的目的，他們主張把抵制外國侵略與向西方學習結合起來。湖南人最早提出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又最早提出學習西方的政教制度。郭嵩燾與曾紀澤是這方面的先行者。
湖湘文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2）
湖南新政運動可以看作是中國政治制度改革的最早嘗試。在學習、宣傳和實施西方民主共和制度時，湖南人中出現了楊毓麟、陳天華、章士釗等—大批宣傳家，也出現了為實現民主共和而浴血奮戰的實幹家，如黃興、宋教仁等。袁世凱復闢帝制，湖南人蔡鍔奮起捍衛共和成果，護國討袁。當民主共和後來被軍閥政客偷樑換柱變成一塊空招牌時，毛澤東、蔡和森等一批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湖南志士又乘時而起，效法俄國的革命者，把反帝愛國與共產主義運動結合起來。毛澤東、蔡和森等人探索湖南新文化運動的方向，毛澤東等人後來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都展現了博採眾長、廣為交融的開放精神和獨立奮鬥、敢為天下先的創新精神。
經世濟用、愛國主義和湖湘文化的開拓創新與兼收幷蓄的傳統，使湖湘文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能夠長久地驅策湖南人成為對國家、對民族、對社會有用的人才。因此，湖湘文化也可以稱為一種勵志文化、成材文化。湖南一地人才輩出，正是因為湖南人時刻在經受勵志文化和成材文化的薰陶，以至於終身都懷抱著成材的夢想。
細論湖湘文化的精神，我們還可以看到一些勵志和促人成材的明顯特徵。
敢為天下先，是湖湘文化的精神之一。用俗話說，就是具有敢於第一個吃螃蟹的膽量。湖南人在這方面表現的事例，實在多不勝數。
長沙人楊毓麟在1903年發表了一篇題為《新湖南》的文章，列舉大量事實說明湖南人敢為天下先的精神。他說，道州人周敦頤稱為宋明理學的開山祖，而衡陽人王夫之創立了一種將樸素唯物主義與樸素辯證法相結合的哲學體系，魏源第一個睜眼看世界，提倡向西方學習。楊毓麟說，“我湖南有特別獨立之根性”，“其岸異之處，頗能自振於他省之外”。他指出了湖南人敢為天下先的奮鬥精神和創新精神。在楊毓麟那篇文章發表十七年之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批熱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