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2 / 4)

小說:我是湖南人 作者:理性的思索

伯初到江南時,得到一千多家荊蠻的擁護,得以站穩腳跟,建立吳國。楚國立國的時間比吳國晚了大約一百年,是周成王把楚國封給熊繹的。

吳國和楚國建立以後,對商周文化和蠻族文化表現出截然不同的態度。吳國認同了黃河文明,其中特別是周文化。吳國在自己的文化體系中自覺地吸收了黃河文化。楚國的情況剛好相反。楚國在兼併周圍的小國家時,打出蠻夷的旗號來嚇唬對方,而在要求周朝給自己以王的稱號時,也以蠻夷而自居,以此來要挾周天子。楚國人把蠻夷文化當成了自己的正統。這樣楚國人發出了和周朝人不同的聲音,作為周朝人的異己,不能不使周朝人有所戒備,甚至產生敵對情緒。這種情況,有點類似美國的印第安人和白人的關係。這樣一來,楚文化受到周文化排斥,楚人受到周人的歧視。但是楚人並不以為恥,也不害怕,而是更加逆反,朝著“蠻”的方向繼續發展下去。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司馬遷在談到吳國和楚國中的蠻族時,分別使用了“荊蠻”和“楚蠻”兩個不同的名稱。在現代人的概念裡,荊與楚這兩個地理概念大致相當,因此荊蠻和楚蠻似乎就是一回事。但是司馬遷對吳國的蠻族只稱“荊蠻”,對楚國的蠻族只稱“楚蠻”。可見,司馬遷將荊蠻與楚蠻劃分開來了,而且劃分得十分清楚,十分嚴格。在這裡,我們看到一條時間的界線,那就是以太伯建立吳國之前和以後來做劃分。在太伯建立吳國以前,江南的蠻族通稱荊蠻,太伯建立吳國之後,司馬遷就將他們改稱“夷蠻”,或乾脆把他們叫做“吳”了。名稱的變換表明了實際情況的變化。變化是什麼?蠻人中有一部分和吳人融合在一起,另一部分則向更邊遠的地方遷移。遷移到湖湘一帶的,就構成了楚蠻的一部分。

楚蠻文化是湖湘文化割捨不斷的前身,也就是湖湘文化的原始形態。原始的野性,可以用一個“蠻”字概括,其中有野生植物遍地的自然環境,所謂“沅有芷兮醴有蘭”;有充滿原始風趣的服飾,所謂 “被薜荔兮帶女羅”;也有樸實矇昧的民風民俗,就是“信鬼而好祠”;更有人類向大自然討生存的辛勤勞作和開拓精神,就是所謂的“蓽路藍縷”。

在“蠻”文化原始的野性中,為了捍衛獨立和自由,天生有一種反抗侵略和壓迫的精神,後來在湖湘文化中發展成為愛國主義精神。楚人身上表現得最為強烈的愛國主義,不是教化的結果,而是根深蒂固的原始信念。楚人以自己的蠻性,執著著這種信念。“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說出這個預言的人,是非常懂得楚人的這種執著的。

楚人的原始野性中還滲透了自強不息的精神。先王熊繹立國荊山,是為了自強,此後楚人為了獨立和自由,一直在奮發圖強。楚人對於周王室的分封不公,表示出強烈的不滿。他們說,過去齊國、晉國、魯國和衛國受封時,都接受了寶器,為什麼唯獨我們受封就沒有寶器呢?為了爭回公道,楚國多次興師問鼎周室,不斷開拓疆域,把楚國版圖擴充套件到淮河、黃河流域,包括今天河南、安徽、江蘇、山東的廣大地區,變得強大起來。後來,楚國內部發生了矛盾,給秦國造成了可乘之機。秦國後來居上,統一了中國。否則,歷史將會是另一個樣子。但是,楚人並不甘心被人吞併。後來,“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預言果然應驗,秦朝竟然正是為楚人所亡。歷史告訴我們,湖南人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蠻勁,特立獨行、自強不息,雖九死而不悔。

這個時期來到湖南的人當中,有一個人的行為和他的作品對湖南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就是戰國時代的楚國三閭大夫屈原。他是楚懷王的左徒,因為懷王聽信讒言,把他貶到沅湘。他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後人司馬遷高度稱讚屈原和他的作品。1696年,湖南人吳楚材、吳調侯在浙江紹興編輯了一本供全國各地私塾學習的課本《古文觀止》,其中收錄了湖湘文化的名篇佳句,一直影響到今天的中小學語文教材。《古文觀止》收錄了司馬遷的《屈原賈生列傳》和屈原的《懷沙之賦》。許多學者認為,培育湖南人精神的湖湘文化,就是起源於屈原這位充滿憂患意識和愛國主義的文人,而湖湘文化的發展,也將他的憂患意識和愛國主義貫穿了始終。

秦朝一統四海之後,鑿靈渠,置桂林郡,無數中原百姓被迫遷徙到五嶺兩側,大批罪犯被流放到了荊湘一帶,而不得志的文人騷客,也被罷官流放到這裡。湖南以它博大的胸懷一概接納。於是,大量的漢人開始與三苗部落的後裔聚居在湖南,而湖南人的血統和文化,也由此而變得複雜起來。

什麼是血性?(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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