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想，無論是流離失所的百姓，還是牢騷滿腹的文人和怨氣沖天的罪犯，來到了湖南，都必須辛勤地勞作，才能維持自己的生存。一方面，他們必須不畏艱難，應對命運的挑戰；另一方面，他們心裡對壓迫者始終充滿反抗的情緒。他們當中有些人，也會由自己的命運而聯想到要改變國家的命運。可以肯定，在湖南的汨羅江投江自盡的屈原遭到貶謫的身世，和他那種憂國憂民的情懷，最容易觸動他們的心。這樣，湖南人霸蠻的血性在他們身上得以延續，而他們也給湖南原有的居民們帶來了要在逆境中奮起的頑強意志，和對命運、對天下大事的關懷與思考。
漢代以來，繼續有不得志的中原人來到湖南。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歷朝歷代來到湖南的文人們，因為他們是文化的推動者和代言人。賈誼不得志，屈居在長沙；李白浪跡天涯，流蹤於湘水；柳宗元被貶謫，任官於永州；范仲淹憂心忡忡，嘆懷於巴陵……這些遷徙、流放、浪遊而來的外省人士，帶來了各地的文化，推動了湖南的發展。
在中原人看來，湖南山高路遠，地老天荒，歷來是“化外之地”，也是漢民族與少數民族的雜處的地方。明朝時，朱元璋與陳友諒大戰之後，大批的江西人遷移湖南，史稱“江西填湖廣”。元朝初年，又有大批江西人來到湖南。韶山毛氏先祖毛太華就是移民湖南的江西吉安人。湖南人與江西人從此結下了解不脫的淵源，而江西人對湖南的鐘愛，大概就是起源於此。山民本有刻苦強悍的習性，移民則有開拓進取的精神。他們都要篳路藍縷、忍辱負重，也就是都得“霸蠻”。不“霸蠻”，叫人怎麼活下去！
中國歷史上，因戰爭而發生人口遷移的大規模“填湖南”的事件多達七次。由此可以推想，湖南人的血統和文化，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
懂得了湖南人的歷史變遷，也就找到了湖南人性格和精神面貌的根源。三苗給湖南人留下了好鬥的種子和被壓迫者的反抗精神，開墾蠻荒之地的艱辛鍛鍊了湖南人霸蠻的意志，屈原為湖南人提供了憂患意識和愛國主義精神。從屈原那裡遺傳下來的貶官文化，經過歷代貶官的繼承和發展，在湖南形成了一種催動人們積極進取的文化氛圍。
這樣分析下來，我們就不難理解，湖南人為什麼自近代以來會將霸蠻的性格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糅合在了一起，構成湖南人所具有的血性，成為驅動大批湖南人成材的動力。
湖南人的血性不是說說而已。湖南的省會長沙，是一個充滿著血腥的城市。翻開中國的歷史，任何一次大的震盪，都沒缺少長沙這個角色。但長沙在血雨腥風中始終昂揚著頭，長沙不承認自己的悲壯，喜歡別人恭維它的頑強。在這裡，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狂言：中國幸虧有個湖南，湖南幸虧有個長沙！毛澤東的那首《沁園春？長沙》，使長沙聲名遠揚。
長沙的頑強，數不勝數。
1179年，辛棄疾任長沙知府，時值金軍大舉南犯，山河破碎。辛棄疾發出了“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的呼聲。長沙人用陌生的眼光疑惑地注視著這位文人——他能守住長沙嗎？事實說明，他率領“飛虎軍”抵抗金軍，成為維護南宋政權的重要軍事支柱。
1275年，元軍圍攻長沙。潭州軍民在李市的率領下，展開了一場悲壯的保衛戰。三千長沙的守軍大戰數萬元軍，百分之百是一場打不贏的戰爭。堅守了好幾個月，盼不到援兵，城池危在旦夕。李市端坐熊湘閣，令部將沈忠將他的全家老少集中在一起，積薪焚屍，然後自刎而死。元軍雖然惱怒於長沙的頑強，但也懾於湖南人的勇猛，城破後，悉心安撫，約束士兵，不許濫殺無辜。
長沙之所以頑強，之所以不畏強暴，不怕流血，因為它是湖湘文化最集中的代表地。有屈原，就會有賈誼，就會有王船山。屈原的愛國主義精神構成湖湘文化的基石。中國近代以譚嗣同和陳天華為代表的大批湖南志士或引頸就義，或投水自盡，就是三閭大夫的風範遺傳。
嶽麓書院進一步豐富了湖湘文化，這座千年書院，是中國最早的大學，就是清華、北大也難望其項背。幾乎三分之二的近代湖南志士從嶽麓書院畢業，或參加革命以後來此係統進修，或流連於它的邊緣受到薰陶。嶽麓書院北宋時就是中國的四大書院之一。四川綿陽人張軾在這裡執教，還專門跑到福建武夷山將他的好友朱熹請來，朱、張會講，一時轟動；朱張渡，愛晚亭，詩意盎然。最後朱熹也愛上瀟湘大地了，六十三歲還奔長沙而來，出任荊南路安撫使兼潭州知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