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到社會里面，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片不可” 。
其次，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高舉起“科學”與“民主”這兩面大旗。陳獨秀於1915年9月發表的《敬告青年》一文，提出：“國人慾脫矇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據此提出新人的六條標準：“（一）自由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象的”。1919年1月，陳獨秀又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中進一步表示：“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德先生即民主，賽先生即科學），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治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科學”與“民主”，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口號，成為五四精神的最重要的內容。
第三，在中國學術界第一次提出並實行“思想自由”、“相容幷包”的方針，1919年3月，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在《致函並附答林琴南君函》中明確宣佈，北京大學“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相容幷包主義”。這一方針反映瞭解放思想、繁榮學術的要求，受到啟蒙者的歡迎，並且推動了思想啟蒙運動的發展。
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曾多次高度評價五四新文化運動，如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指出：“五四運動時期，一班新人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教條，提倡科學與民主，這些都是很對的。……是五四時期的一個極大的功績”。他又說：五四以後“一部分人繼承了五四運動的科學和民主精神，並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加以改造，這就是共產黨人和若干黨外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工作”。可是在建國以後，我們學習和繼承五四運動精神，卻只是強調學生運動的愛國主義，而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張揚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很少涉及，甚至加以否定。這是為什麼呢？一個基本理由是，它們屬於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已經成為社會主義革命物件。
五四新文化運動“新”在那裡？（2）
“科學、民主、自由、平等”作為思想體系，確實有其具體的階級內容。它產生於14—16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興旺於17—18世紀資產階級大革命時代。它是資產階級向封建主義鬥爭的重要思想武器，充分代表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體現了新興資產階級的思想要求。然而“科學、民主、自由、平等”口號除去階級內容的一方面外，還有它歷史內涵的另一方面。作為一個思想體系，它還反映了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並與之相適應。馬克思曾講過：“交換價值的交換正是一切平等和自由在生產上面的真實基礎。作為純粹的思想，平等和自由不過是交換價值理想化的表現” 。商品經濟的發展，需要自己做主的意識，需要貿易自由，公平競爭，保護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等等。“民主、自由、平等”正是體現了商品經濟的這些需要，從而保護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不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在他們的許多著作中提到“民主、自由、平等”時，都曾採取批判和否定的態度。這是因為他們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認為，商品經濟只能是形式上的平等而實際上不平等，要實現真正的平等，不僅要打倒資產階級，還要徹底消滅商品生產。今天，人們已經懂得了商品經濟並不為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社會所獨有，它也是社會主義發展經濟的主要形式。社會主義需要商品經濟，所以與商品經濟相適應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體系，還有其存在的基礎和需要。
列寧講過：“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邁進了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一步” 。無產階級只有認真地對待，科學的分析，批判地繼承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創造的高度文明，才能成為人類先進文化的代表。對於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創造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遺產，採取簡單地否定和排斥態度，曾使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精神文明的某些方面，難於擺脫封建主義羈絆的歷史教訓，值得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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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容幷包”與思想自由（1）
從辛亥革命前後到五四運動，是中國社會急劇變化的年代。特別突出的有兩點，一是衝破封建迷信思想，科學逐漸為人們所認識，如李大釗所說：“二十年以前，洋海始通，西學輸入，縉紳先生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