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動地靜之說，而以為奇技淫巧焉。今地球環繞太陽之理，聲光化電之學，雖在童呆亦粗知其義矣” 。二是有了維新變法失敗的教訓以後，革命的呼聲日益高漲，1907年5月出版的《新民叢報》，有一篇文章說：“數年以來，革命論盛行於國中，今則得法理論、政治論以為之羽翼，其旗幟益鮮明，其壁壘益森嚴，其勢力益磅礴而鬱積，下至販夫走卒，莫不口談革命，而身行破壞”，“數年以前，民間無敢倡言之者，近則政府宣佈預備立憲，民間公然鼓吹立憲。然革命黨指政府為集權，詈立憲為賣國，而人士之懷疑不決者，不敢黨與立憲” 。正是在生活急劇變化的推動下，一大批知識分子為解決中國的出路問題，掀起向西方學習真理的新的熱潮。
從國際環境看，20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進入帝國主義階段，日益暴露出制度方面難以克服的矛盾，以及其思想武器方面的缺陷。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的爆發，更增加了人們的懷疑和不滿。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以及形形色色的“主義”、“學說”，進一步引起人們的關注，從而使向西方尋求真理的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眼界進一步擴大了，觸及的內容也大大的豐富了。從國內環境看，辛亥革命有力地打擊了封建專制制度，同時也形成了南北對峙、軍閥林立、各霸一方的局面，客觀上造成了有利於各種學說傳播，不同學術思想碰撞的空隙和空間。從而使中國再度出現類似春秋戰國時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
1、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相容幷包”方針
北京大學創辦於1898年，原名京師大學堂，初辦時所收的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被稱為“老爺”， 監督及教員被稱為中堂或大人。後來一段時間內，不少學生還是把畢業做為獲取功名的手段，更有一小部分學生並不讀書，而是混文憑，以得到做官的資格。對於有學術研究水平的教員，他們並不見得就歡迎，甚至點名認真一點，考試嚴格一點，都要遭到反對。當時的“八大胡同”（妓院所聚的地方）有“兩院一堂”之說。即逛八大胡同的以眾議院和參議院的國會議員與大學生為最多 。1917年蔡元培任校長後，提出“思想自由”、“相容幷包”方針，並對學校組織和教員隊伍實施了若干整頓改革措施，風氣為之一變。在時代潮流的推動和蔡元培的倡導下，北京大學遂成為各種學術思想和政治主張最為活躍的場所。正如20世紀20年代曾為北大學生的千家駒所說：“北大是中國的縮影，在中國政治舞臺上有多少黨派，北大學生中便有多少黨派。所有的政黨，無論是進步的、保守的、反動的，都可以在北大師生中找到他的信徒，都有它們公開或秘密的組織，這怕是任何大學都不會有的” 。在20世紀一、二十年代的中國，北京大學正是學術林立、百花齊放時代的一個縮影。
在教員聘用上，蔡元培說：“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字，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籌安會之發起人，清議所指為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為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嫖、賭、娶親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豔之詩詞，以納妾，押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苟其功課不荒，並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 。正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當時的北京大學會聚了一大批不同學術流派的大師級學者。如辜鴻銘、劉師培、黃侃、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錢玄同、魯迅（兼職）、周作人、吳虞、馬寅初、沈尹默、陳啟修、章士釗、馬敘倫、陶孟和、陳漢章、張競生、梁漱溟等。各種學術思想的互相交匯，互相碰撞，大大擴充套件了北大師生的眼界，繁榮了北大的學術，促進了北大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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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容幷包”與思想自由（2）
相容幷包之例一：“怪人”辜鴻銘。
辜鴻銘這個名字，許多談及北京大學歷史或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的文章著述，都會提到，他被稱為“國寶級怪人”。說辜鴻銘怪，也確實怪。他是教英國文學的教員，卻頭戴紅頂瓜皮小帽，身穿長袍馬褂，腳登雙梁中式鞋；“辜鴻銘當初是最先剪辮子的人”，辛亥革命以後反而蓄髮留辮，整個一位“前清遺民”；他精通10餘種外語，發音之純正，連該語種國人也感到驚訝，他還從19世紀60年代起，花了20年時間，把中國古典十三經中的十部翻譯成英文，然而平時講課和談話，張口就是“子曰詩云”；他喝洋墨水最多，1870年前後，即13歲就出國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