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童赴美學習，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批由政府向國外派的留學生，我國傑出的鐵路工程師詹天佑，就是這批留學生中的一員。1873年和1875年又派兩批人留學美國，每批30人。最初的留學生活動遭到頑固派的反對，他們攻擊留學生“效尤美人”，“入各種秘密社會，……有為宗教者，有為政治者，要皆有不正當之行為”，使清政府赴留美學生一度中斷，到1918年，留美學生為1124人 。19世紀70年代又開始向歐洲派遣留學生，1876年派7名青年軍官赴法國學習軍事，1877年派12人赴英國學習輪船駕駛，14人赴法國學習製造。直到辛亥革命前，留學歐洲各國的學生平均每年500人左右。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學生，如羅豐祿、嚴復等人，到歐洲以後放棄學航海，改攻讀政治和化學。洋務派青年幕僚馬建忠，到巴黎專門學習法律和政治。嚴復、馬建忠等人，後來都成為著名的學者和思想家。19世紀末，又開始向日本派留學生，到1905年底，留日學生增至8000—10000人，1906年估計人數為6000—20000人。其中僅弘文學院前後就接收7192名中國留學生，其中包括後來成為思想家、革命家、作家的黃興、魯迅、陳獨秀等。留學日本的郭沫若，20世紀50年代曾說：“我們透過日本學習西方文化……在學習日本以打破封建因襲的同時，這種學習還有助於推動中國走向現代化” 。
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中國教育史簡編》（毛禮銳主編），總結這一時期外派留學生的歷史，有一段頗有見地的話：“洋務派派遣留學生的目的，是培養辦洋務的人才，用以鞏固清朝的統治。但出乎封建統治者意料，除出現少數洋奴外，大多數成為愛國的知識分子”，並且使中國有了一批科學技術人才、企業管理人才、海軍人才、外交人才 。我認為應該補充的是，這批留學生中還湧現出一批著名的學者、思想家、革命家、軍事家。
進入19世紀90年代，一些維新派思想家認為：“國勢之強弱，系乎人才；人才之消長，在乎學校”，他們和各地士紳也努力開辦了一批民辦新式學校。其中最著名的當屬萬木草堂和時務學堂。
萬木草堂，1891年由維新派思想家康有為在廣州創辦。其辦學宗旨是：“激勵氣節，發揚精神，廣求智慧”，聘著名學者講授“中西之學”、“救中國之法”。課程設定也是融儒、佛、西學於一體，有哲學思想、史地學、數理化學、政治學、語言文字學，以及體育、音樂等。如政治學中，既學習和研究中國政治沿革得失，也學習和研究萬國政治沿革得失。教學方法生動活潑，貫徹討論、辨證和批評精神，每月初一、十五，舉行學術討論會，康有為鼓勵學生“古今言論，以理為準，不以聖賢為主”（《實理公法》）。這一套教學內容和方法，很受學生歡迎，曾在該校學習和工作過的梁啟超說：“於學術稍有所知，皆先生之賜也”。另一位著名人物張元濟作詩《追述戊戌變法雜詠》，讚揚萬木草堂：“南洲講學開新派，萬木森森一草堂，誰識書生能報國，晚清人物數康梁”。萬木草堂從成立到停辦，共六年多，其中康有為親自領導並講學，有四年零八個月。學生最初不足20人，後來發展到“徒侶雲集”，“動至數百千人”，為維新運動培養了一大批骨幹，如梁啟超、麥孟華、陳千秋、歐榘甲、韓文舉等。
1897年4月（一說秋天），維新派人士和湖南地方紳士黃遵憲、譚嗣同、江標、陳寶箴等，在長沙又創辦另一所新式學校——時務學堂。由梁啟超任總教習，唐才常為助教。教學貫徹“經世致用”精神，課程內容中學與西學並重，“西學佔突出地位”。包括自然科學、歷史、法律學、政治學，同時也有大量的儒家經典和中國傳統文化課程。梁啟超親自講民權學說，他指出，國家非一人一姓之私產，乃“國民之公器”，要復興國家，必須提倡民權，“能興民權者，斷無可亡之理” 。後來反對袁世凱稱帝的著名將軍蔡鍔以及李炳寰、林圭等，都是該校的高才生。
近代知識分子與洋學堂的功過是非（4）
1894年嚴復在北京創辦通藝學堂，1897年譚嗣同等創辦瀏陽算學館。與此同時，一批中產階級革命家也開始籌建民辦學校，如1897年在日本橫濱成立華僑子弟學校（後改名中西學校、大同學校），徐樹蘭等在紹興創辦紹郡中西學堂（後改名紹興府學堂，由蔡元培任校監督、總理），1898年，陳芝昌等捐款創辦廣州時敏學堂，1902年，蔡元培、章炳麟、黃宗仰、蔣智由等在上海創辦中國教學會，主要任務之一是設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