挫，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慢，甚至並未得到改善；二是政治生活中並未很好的日益擴大民主，由於多種原因反而使民主生活受到很大的破壞。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才使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有了可乘之隙，才使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增加了吸引力。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國家防止“和平演變”的根本對策，是透過不斷改善本身的經濟體制以促進生產力的快速發展。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以使廣大人民群眾真正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這兩條搞好了，既使生產力和生活水平暫時趕不上某些發達國家，只要人民看到光明的前景，有了盼頭，同樣會產生巨大的吸引力。中國五十年代海外大批華僑捨棄自身的利益，衝破重重阻力，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國內萬眾一心，朝氣勃勃，到處一派欣欣向榮景象。這些歷史的畫面不就是很好的證明嗎？離開這兩條根本，光搞戰術性防範措施，只會越搞越被動。柏林牆的建立與拆除的歷史，給予人們的教訓還不夠深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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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的曲折與社會科學的誤區（1）
“讓現在的那些只搞政治不研究哲學或者只研究哲學不搞政治的
庸才統統靠邊站，否則國家是永無寧日，人類是永無寧日。不那樣，
我們擬定的這套制度就永遠不會實現，永遠不可能實現”。
——柏拉圖：《國家》
“神學高於哲學，哲學是神學的奴僕”。
“我們要證明信仰的真理，只能用權威的力量來講給願意接受權
威的人”。
——托馬斯：《神學大全》
“掌握真理有四大阻礙：權威、習慣、成見、虛誇”。
——羅吉爾、培根：《大著作》
“要求把自己變成崇拜物件的這種虛榮，正是理智本身的一種
病症”。
——弗蘭西斯·培根：《新工具》
“人之所以迷信，只是由於恐懼；人之所以恐懼，只是由於無知”。
——霍爾巴赫：《神聖的瘟疫》
“哲學史上的紛歧意見，其實都是精神進展中的合理環節”。
“哲學系統的紛歧和多樣性，不僅對哲學本身或哲學的可能性沒
有妨礙，而且對於哲學這門科學的存在，在過去和現在都是絕對必要
的，並且是本質的”。
——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
1、“真理標準”討論引發的另一種思考
1978年5月，報刊上登了一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在政壇上引起軒然大波，引發了一場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真理標準本來屬於哲學常識性的問題，一些當年的參與者也認為：“這篇文章在理論上、在寫作上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在理論上並沒有新穎之處”198。然而當時的政界領導人卻為此大動干戈，給文章扣了許多嚇人的大帽子：⑴“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錯誤。理論上是錯誤的，政治上問題更大，很壞很壞”；⑵“作者的意思是要砍旗”，“政治上要砍倒毛澤東思想這面紅旗”；⑶文章“思想上是反動的”；⑷文章是“分裂黨”，破壞國家的安定團結，“國內外敵人會利用。蘇、美兩霸和反動派都要利用、挑撥。他們挑撥政治局常委之間的關係，挑撥中央委員之間的關係，挑撥毛主席和華主席之間的關係，挑撥工人和農民之間的關係”199。這樣，使一篇哲學常識性的文章，引起了一場大的###。其意義，正如《中國共產黨簡史》（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所指出的：“這場討論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表明真理標準問題已不僅是一個理論觀點問題，而是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政治問題，在多種力量的推動下，‘打破僵化’、‘解放思想’的呼聲越來越高，開始打破‘兩個凡是’和多年來盛行的個人崇拜的禁錮。真理標準討論為黨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糾正長期以來‘左’傾錯誤，實現歷史性轉折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200。
20幾年以後的今天，回過頭來看這場真理標準的討論，特別是把它和黨的歷史上發生的多次“理論鬥爭”聯絡起來，引發了我的另一種思考。本來是一般的理論宣傳文章或理論研究、探討的文章，為什麼在某些政治家眼裡，往往視為嚴重的政治問題，視為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晴雨表”呢？這說明在我們國家，哲學和社會科學曾被高度政治化到何等程度。
在“蘇聯文化模式”下，不管是蘇聯還是中國，以及前東歐的幾個社會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