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國家，哲學和社會科學的高度政治化，幾乎成為共同的重要特徵。斯大林主張理論上的爭論要同黨內的###聯絡起來，他說：“任何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傾向，即使在最抽象的理論問題上的背離，在階級鬥爭日益尖銳的情況下都具有政治意義”201。並且逐漸形成社會科學領域必須遵循的一些“法規”，如社會科學研究不是從實際出發，而是從黨的檔案出發，遵循“原始文據檔案不能做為研究和了解歷史真實情況之憑據的原則”；黨的領袖是最有權威的理論家，領袖言論是終極真理，任何有違於這些言論的觀點，均被視為最大的政治問題；並且實行“以言定罪”；規定學術禁區，禁止學者涉足；哲學、歷史必須為現實鬥爭服務，在這一口號下，某些哲學原理和歷史事實可以隨意篡改。回顧這段歷史，前蘇聯社會科學家阿法納西莫夫深有感觸地說，當時的許多人“有一種觀點不容質疑地斷定，我們的社會科學不可能有什麼地方落後於非馬克思主義、資產階級社會科學”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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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的曲折與社會科學的誤區（2）
然而，近些年來研究蘇聯劇變歷史的專家們，以大量的史實說明，蘇聯文化模式下的社會科學不僅落後了，而且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
“第一，僵化凝固的理論教條，特別是斯大林確定的那種社會主
義觀念，長期束縛，阻礙著蘇聯的改革。……”；
“第二，蘇聯僵化凝固的意識形態使馬克思主義變形，失去了認
識社會、改造社會的強大功能，同時，也使馬克思主義人文科學喪失
了對社會現實的穿透力，造成註釋風氣盛行，創新思維能力衰遏，變
成了粉飾現實、歌功頌德的工具。……”；
“第三，蘇聯歷史上殘酷的思想鬥爭不僅束縛、壓制著人們的科
學創新，而且鎮壓、消滅了一系列自然科學學派，使科學不僅不能為
蘇聯社會經濟發展提供動力，反而使蘇聯經濟停滯，導致在同西方國
家競賽中最終敗北”；
“第四，蘇聯的思想文化模式鑄造了強大的保守主義和極端主
義，……”203
在我們國家，幾十年來非常注意宣傳馬克思主義，宣傳唯物論，宣傳辯證法，多次大張旗鼓的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批判形而上學，批判教條主義。然而，“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形而上學、教條主義的“陰魂”卻始終不散，甚至幾度氾濫成災，這是為什麼呢？如理性上宣傳“群眾是歷史的真正主人”，實際上卻大搞“領袖決定一切”的個人崇拜；理論上批判形而上學，而“頂峰論”、“絕對權威”言論卻可以在全黨風行一時；理性上宣傳唯物史觀，現實中卻大批“唯生產力論”，大肆宣傳“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思想第一”，“精神原子彈決定一切”；以致在中央委員會上有許多中央委員“受騙上當”，這些難道僅僅歸罪於林彪和“四人幫”就行了嗎？在粉碎“四人幫”以後，不是又立刻抬出對華國鋒的個人崇拜，以致有些同志慨嘆：“想不到我們黨竟淪落到這個地步，連某些迷信團體也做不出來的事情，我們卻公開做出來了！”204。在“真理標準”討論中，胡耀邦也深有感觸地說：“一見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就大吃一驚，一聽到一分為二是普遍現象又再吃一驚，對這些基本道理，一些老同志淡忘了，一些新同志根本不知道”，他認為在中國，還需要“哲學的啟蒙和啟蒙的哲學”205。
我認為，中國的社會科學事業發展步入誤區，重要原因之一，是把社會科學嚴重的政治化了。其表現：
首先，對社會科學本身的理解就出了問題，“社會科學是研究各種社會現象的科學”206，是以人類社會為研究物件的科學，在這個意義上說，它是關於“人”的科學。社會科學的作用，在於透過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教育學、文學與藝術等多方面，啟發人的智慧，培養人的能力，陶冶人的品格情操，全面提高人的素質，從而更好地認識社會和改造社會。然而，一個很長時期內，我們把社會科學完全歸於某種階級的意識形態，視為某個政黨的政治思想，當作階級鬥爭的工具。如20世紀50年代翻譯並出版的一本在我國有著廣泛而深刻影響的《簡單哲學詞典》（蘇聯羅森塔爾、尤金編），對社會科學思想體系作了如下解釋：“某一階級或某一政黨所持的一定觀點、思想、概念、觀念的體系。政治觀點、哲學、藝術、宗教，——所有這些都是思想體系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