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窮知道媽媽是那一帶人，就找媽媽介紹家裡的關係。媽媽離家多年，當然想知道家裡的情況，馬上心急火燎地給家裡寫信。宋任窮派人把信送到姥爺和姥姥手裡，他們真像白撿了個女兒一樣高興。這以後，只要組織上找到姥爺，他都儘可能幫助共產黨八路軍做事。姥爺好幾次趕著一群羊到敵佔區去，賣了羊，用賣羊的錢給八路軍買藥。這是一件挺危險的事情，帶現錢怕土匪搶了去，趕羊又有趕羊的難處，怕搶，也怕路上羊死掉，又怕到地方賣不上好價錢，姥爺一個讀書人，趕羊賣羊當然都不在行，交給別人又不放心，可真夠難為的。好在姥爺辦事穩妥，一直沒有出過大差兒。此外，姥爺知道了女兒的下落，心裡覺得是在幫女兒做事，這種心情恐怕是他樂此不疲的重要原因。
1943年，我大姐峪田一歲，二姐峪書剛剛出生。姥姥知道了，就急著要到太行山抗日根據地看女兒、女婿和外孫女。姥爺說，那麼遠的路，又有日本鬼子，怎麼去？姥姥說你不用管，我不會像你，連個兒子也保不住。姥姥這麼說，是因為她真的多有計謀，遇事不慌。還是她過門不久的事，小姑被土匪綁了票，一家人急得火上房，又沒有那麼多的錢去贖人。作為嫂嫂的她給全家出了個主意，四處去散風，說家裡沒錢贖人，這個姑娘也不準備要了。沒幾天，土匪竟然放了人，並從此留下郝家沒錢的印象，再也不來找麻煩。姥姥執意要去的另一個原因，是她這時知道姥爺在外面的幾年，有一個相好的女人。雖然姥爺後來和這萍水相逢的女人再也沒有來往過，但這使一直為郝家含辛茹苦的姥姥受到極大傷害，她越發不能原諒姥爺把舅舅丟掉的事情，氣憤傷心之下，她決定隻身一人上路。
從臨漳到太行山，可以想象，姥姥怎樣拐著一雙小腳，千辛萬苦地找到媽媽。她最沒有想到的是根據地的婦女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真的和男人平起平坐。姥姥大開眼界，她對媽媽說，你這裡好，男人女人平等，我不回去了，就和你在這裡打日本鬼子吧。媽媽說日本鬼子的掃蕩馬上要開始了，不僅你不能留在這裡，還要把峪書交你帶回去，請你替我撫養，這裡的環境太惡劣了。姥姥沒有辦法，大哭一場回家去了。
六年以後，媽媽給姥姥寫信，讓她把峪書送來，因為孩子要上學了。媽媽希望她在革命部隊裡受教育。姥姥帶著峪書又一次跋山涉水地到了解放區。剛住下不久，媽媽又不得不動員姥姥回去，因為那時候各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開始了，作為黨的幹部，媽媽不能留自己地主成份的親屬在部隊上，這有逃避土改的嫌疑。姥姥這次又是大哭一場。臨走她對媽媽說，你們為什麼這樣不通情理？我給你把女兒養到六歲，沒指望你謝我，可峪書是我一把屎一把尿養大的，也是我的心頭肉，一下子不讓我帶走，連多住幾天都不行，讓人心裡怎麼受？後來舅舅寫信給媽媽說，姥姥是一路哭著到家的。回到家就大病一場，險些送了命。
一直到解放以後，姥姥姥爺再沒提要來的事，媽媽也沒回去過。媽媽說。要不是三年自然災害，肚子餓得受不了，他們也不會來投奔我。
這些故事讓我感動。姥爺姥姥原來只是漳河邊上一對過著最傳統小康生活的農民。先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打破了他們平靜的生活。後來由於生養了一個投身革命，立志改造社會的女兒，又被卷人一堆他們並不理解的事情中去，直到在“文革”中慘死。如果人真有靈魂的話，他們的靈魂一定是無法安寧，夜夜遊蕩的。
但是連這種想象都無法改變我對他們已經形成的印象，所有關於他們的回憶都打上彆扭、怪異的烙印，總使我重溫看到姥姥那雙小腳時的難受和噁心、一般說來，老人的至福是含飴弄孫頤養天年。小兒女們的至樂，則是在夏日的藤蘿架下聽自己祖父祖母講牛郎織女之類的故事。對於我和姥爺姥姥來說，至福至樂都無從談起。文明史中這種最簡單的圖畫，對我們來說都是奢望。不僅如此，聯想到我在紅衛兵毒打姥姥時的無動於衷，聯想到我在今天仍然無意修補我被扭曲的情感，我對自己的冷酷不免心驚：我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失落了人的基本感情？
半個世紀以前，一個捷克人在臨刑前說：“人們啊，我愛你們，但你們要警惕啊。”
小學語文課讀這篇《絞刑架下的報告》的時候，我就為這句結束語熱淚盈盈。
可伏契克以為自己是誰？他不是上帝，他只是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年紀輕輕就被法西斯斷送生命的捷克作家。他走上的並不是美麗的十字架，他只會被人用骯髒油膩的絞索絞斷脖子。但是他卻說出這樣應該由上帝說出的悲天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