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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月下旬春節期間，朱老總參加上海會議後輾轉到杭州。見面後，我發現他常常獨自一人嘆氣，我關心地問：
“你有什麼不好過？”
“沒有什麼。”他說得有氣無力。
“不會沒有什麼吧！”
幾十年的相處，我對他已十分了解，知道一定發生了什麼使他不舒心的事，經我再三詢問，他也不說。後來他煩了，喊了一聲，“不要問了！”
過了一會兒，老總的秘書悄悄對我說，這次上海會議批判羅瑞卿，說羅有篡軍反黨的野心，撤了他中央書記處書記、軍委秘書長、公安部長等職務。以後我問老總是否為上海會議的事心情不暢，他嘆了一口氣說：
“肅反肅到我們黨的內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羅瑞卿那些事都看得見，他辦的每件事都報告過中央，經毛主席同意的，說他篡軍反黨，無法讓人相信。”
他在屋裡低頭沉思，來回踱步。過了一會兒又說：
“為什麼要撤？這不是撤一個羅瑞卿的問題，像這樣可靠的人都撤，打擊面寬了，真假失去了標準，今後黨內要不平安了。”①
爸媽在上海會議召開的第三天到達上海。媽媽回憶說：
我和瑞卿是12月11日去上海的。平時外出，飛機起飛時間都是由瑞卿定。這次空軍卻打電話來通知飛機定在10點鐘起飛。我們問為什麼定在10點呀？空軍說上海虹橋機場上有英國人的飛機要降落，碰上了不好辦。瑞卿也覺得沒什麼關係，10點鐘飛就10點鐘飛吧。
在飛機上，瑞卿還是像平時一樣看檔案，一刻也沒有停。飛機開始盤旋下降，上海市已經在腳下了，我說：“不要看了吧，就要到了。”這才讓秘書把檔案收起來。到上海的時間是11日下午2點多。
機場上，陳丕顯同志和吳法憲在等候我們。這使我們又感到奇怪起來，因為中央規定開會是不準迎送的。平時到上海，也只有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員迎候。
我們和陳丕顯同志同車進城。瑞卿總想知道開會的情況，可陳丕顯同志顯得很不自然，就是不談開會，老和瑞卿東拉西扯地談些莊稼啦，雨水啦，工業生產情況啦等等。後來，陳丕顯同志告訴我們，他是奉了命令不準和瑞卿談會議的事情的。
瑞卿這個人平素喜歡和大家在一起。以前到上海開會，我們都住錦江飯店，那裡人多熱鬧。快進城的時候，陳丕顯同志告訴我們這次不住錦江了，錦江飯店人都住滿了，住不下，另外找了一個單獨的地方讓我們去住。我心裡疑惑起來，這才覺得有點不對勁了。但我仍然沒有多說什麼，看瑞卿，他也沉默。汽車很快就到了一個小院子（後來知道是建國西路618號，原來作過波蘭領事館）。這時，陳丕顯才告訴瑞卿說總理和小平同志都在房子裡等他。一聽到總理和小平同志在等，瑞卿就有些吃驚，我也很緊張。但這時已經不容我們再考慮了。陳丕顯同志的話音未落，車子已經停在一座兩層的樓房前。瑞卿下了車，就直接急步走進了樓下的會客室。
我沒有看到總理和小平同志，就被人叫到樓上去了。這時候，空氣顯得十分緊張。會客室、樓梯上都站了一些公安人員。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王鑑也在場。看樣子我們已經被看管起來了。
我在樓上心裡萬分焦急，百思不解，這是出了什麼事情。我想到樓下看看，不準。我只好又回到樓上。過了一會兒，秘書找我說不讓安電話機（瑞卿原來走到哪裡都要先安自己的電話機的）。我說不讓安就別安吧。我心亂如麻，那些秘書更感到糊塗。
我在樓上等啊等啊。天黑了，我也沒有心思去看錶。大約是7點鐘的樣子，聽到院子裡汽車發動的聲音，我知道，這是總理和小平同志走了。我就往樓下跑。正好瑞卿從會客室裡出來要上樓。王鑑同志走上來要扶他，瑞卿推開他，可是自己怎麼也沒有力氣走上樓梯了。我攙著他走上了二樓的房間。我們兩人面對面地坐著，一句話也沒有。看著瑞卿的神態，我已經猜到了事情的嚴重性。只覺得像當頭被人打了一悶棍。好一會兒，我問瑞卿：“這是怎麼了，到底什麼事呀？”
瑞卿說：“開會了，說我反對林彪，封鎖他，對他搞突然襲擊，反對突出政治。說我伸手。我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