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伸手。我的工作都是黨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我沒有封鎖他。我該和他講的都和他講了。就是有些問題我向總理、主席直接講，聽他們的指示，這是應該的。而且林彪也知道，誰都知道的……”
我看見，瑞卿流淚了。我心裡難過極了。看著瑞卿痛苦的樣子，又加上這幾天碰上的一連串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也不禁痛哭了一場。但是，這不能使我稍微輕鬆一些。面對著這個我無法理解的突然變故，我想我們大概是遇上了一生中最嚴重的事情。
整個上海會議期間，沒有讓瑞卿參加會議。說是要背靠背。瑞卿要求去見毛主席和林彪，把問題說說清楚。總理對瑞卿說，不要去見主席，也不要去見林彪。瑞卿當時想見的就是這兩個人，不讓見，別的還見什麼人呢？所以，哪兒也沒去，就在那個小院子裡。從11號到上海，一直到17號離開，這期間哪裡也沒有去，就在家裡等著。參加會議的那些領導同志，誰來了就和誰談。我不能參加他們的談話，只能談完了，聽瑞卿講一講，他說多少，我就知道多少。
在這幾天裡，看得出來，瑞卿從一個生龍活虎、堅定自信的人一下子變得無可奈何。不能參加會議，又不能去見主席，受著天大的委屈，無法辯白，真是說不出的味道。這五天裡，我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院子裡走一走。那個院子有一條不到20米長的通道。我們就從住房的門走到院子的門，到了收發室往回走。就這樣一來一回地走。那時已經有人在監視我們了。我們自己也根本沒有心情出去。就是心裡想不通，怎麼也想不通。
後來，總理和小平同志又一起來對瑞卿說：“主席說了，沒有這三條（指反對林彪，反對突出政治和向黨伸手），有別的，可以檢討別的。”
瑞卿說：“別的有什麼呀？”
回答：“你和別人的關係不好。”
瑞卿回來告訴了我，我就對他說：“關係不好，那就檢討關係吧。”
所謂關係不好，就是說瑞卿在工作中不尊重老帥。劉伯承同志聽到這個說法，就說：“我這個人身體不好，進城後不能做什麼工作，羅長子還是往我這兒跑，有事同我商量，我倒沒什麼感覺。”
16號，總理和小平同志又來了。他們告訴瑞卿，毛主席對林彪說，反對你，還沒有反對我呢。就是反對我到長江裡游泳，還是一片好意。這是一。第二，主席說，如果沒有這三條，可以把問題先掛起來，中國有很多問題都是掛起來的，掛幾百年不行，還可以掛一萬年。有什麼就檢討什麼。還說，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績的。主席講，這個事，我們也有責任，沒有發現，及時教育。然後就說，告訴羅總長回北京，回北京再說吧。
那天，卓琳同志坐同一輛車來看我。他們三個在樓下談，卓琳就上樓來找我。她勸了我一陣，我就問她：“你們是什麼時候來的，發了些什麼檔案？”
卓琳說：“不要提了，不要提了。這次開會和過去什麼都不一樣，非常神秘。我們這些當秘書的都看不見檔案。都是小平同志自己裝在口袋裡。看完了，誰交給他的就退給誰。”
後來，賀龍同志的夫人薛明回憶說：賀老總也是這樣，發了檔案就自己裝在口袋裡。後來，兩個口袋裝得滿滿的，也不讓她收拾整理一下。
我又問卓琳：“你看到什麼人了嗎？”
卓琳說：“誰也不走動，不串門。不好串門呀。”過了一會兒，她又說：“這個問題本來可以不這樣辦，但是現在已經這樣辦了，那麼就這樣子吧。讓總長好好注意身體。回北京後家裡還有孩子，可以解解悶。”她還特別對我講：“我對你說的這些話，都不是小平同志的意思。也沒有見什麼檔案，是我自己有這麼個感覺。”
17日，我們和總理、小平同志、李富春同志回北京，在飛機上我碰到了張茜。我問她，你怎麼一個人回來？她說，陳老總沒開完會就走了，說他有事，又沒有什麼好說的。
到了北京，原來我們因為修房子而暫住釣魚臺。瑞卿很自覺，覺得那裡有外賓，不好。我們就搬到了新六所二號樓。
那一年，我14歲，在北京師大女附中讀初中二年級。
好像是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正大叫大嚷地在操場上打球，有人叫我去接電話。我一步三跳地上了辦公樓，汗溼的手把話筒抓了五個清清楚楚的指印子。秘書告訴我說，爸媽已經從上海回到北京了，住在新六所，讓我放了學自己坐公共汽車去。我根本不可能設想發生了什麼事情，所以仍然興致勃勃地打完了那場球，離開學校的時候已經很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