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沒有爸爸的爸爸辦公室裡聽這個通知。男女播音員的聲音宏亮清晰，全中國人民都知道他們是最棒的播音員。從60年代初，中蘇兩黨論戰的時候，人們就從電臺播送的一系列重要反修文章中認識了這兩個完美堅定的聲音。很長時間以來，代表黨中央精神的所有重要文章都是由這兩人播出的。“文革”中，由這麼美麗的聲音傳達出的資訊，總使我能夠保持對革命理想的信服和沉醉。
從我們這個位於小巷深處的二層樓的窗戶望出去，全北京城都靜悄悄的，所有人家的收音機都開著，所有人都在收聽這個廣播。人們的政治熱情正空前高漲，沒有人會錯過這個關心國家大事的機會。
通知裡的內容沒有引起我們太大的震動，全國人民都已經習慣任何方式的群眾運動在任何時候的來臨。廣播聽完了，我們幾個走下樓，聚在猛猛哥的房間裡，不記得誰在我們那架蘇制唱機上放上了一張蘇聯唱片，它們都是爸媽在公安部時訪問蘇聯時給我們帶回來的。那時候沒有錄音機，這是我們聽音樂的主要方式。唱片是芭蕾舞“天鵝湖”第二幕的音樂。那些華麗的樂句忽然在我心裡召喚出一個非常清晰的想法：以後恐怕沒有再聽這種音樂的機會了。這個想法當時並沒有使我有絲毫的悲哀，我只是忽然意識到，它也許是我一生中自己下的第一個判斷，得出這個判斷所有的根據當時還很龐雜混亂，但這個判斷卻顯見得那麼簡潔明瞭。我當時就堅信它正確，事後證明它果然基本正確。所以我今天還記得。
在日益高漲的革命熱潮中，首先是我們的日常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先走了幾個秘書，後來警衛班的許多人和爸爸的公務員還有秀芳阿姨都走了，炊事員也走了，媽媽開始自己做飯。剩下來的工作人員日益與我們為敵。他們的職務從服務變成了監督管理。先是規定我們每人每月只可以有20塊錢生活費。那時候，爸媽每月的工資還是按數發給我們的，但規定20塊錢，我們就只用20塊。打破這個規定的只有猛猛哥哥，他常常用額外的錢去買點好吃的東西，我們吃掉這些東西，卻批評猛猛不該打破這個規定。媽媽擔心猛猛的不聽話會惹來麻煩，只有他自己不在乎。
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了電話。我們班團支部的一位幹部在電話裡沒頭沒腦地說：“我們給你念一幅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基本如此。”說完這些，她很得意且堅決果斷地放下了電話。我如墜五里霧中。第一，我覺得她唸的，根本不像對聯，文字語氣的粗俗且不論，對聯的基本特徵對偶工整、平仄協調也根本談不上。第二，我從她的口氣和態度裡，能猜出她並非善意，但不明白她的確切意思所在。老子和兒子的關係在這幅對聯裡雖然很富於變化，卻含混不清。具體到我，老子英雄時是好漢，老子現在反動了就是混蛋了，敘述這個過程是想說明什麼呢。
第二天我到了學校，滿校園的牆上都刷上了這些字樣。毛澤東在他的著名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開篇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長時間以來，在一代青年中培養出來的革命熱情急於找到實踐的機會，當“文革”的烈火熊熊燃燒的時候，毛澤東的當年的分析標準對今天的青年學生已經不能再用，但是，不解決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顯然是不行的。所以，這個帶有封建種姓制度特徵和明顯流氓口吻的對聯一經提出，就一夜傳遍全國。當然，提出這個對聯的人實際上不是流氓，他是個中學生，但當然自認是老子英雄兒好漢的那一種。
全國的青年學生們迅速地被好漢和混蛋的標準分裂開來，一夜之間，許多人無緣無故地擁有優越的權利，更多的人則無緣無故地喪失了基本安全。確實有人，當然主要是那些家庭出身不好，也就是老子不能稱為英雄的青年，在“文革”中成為這個對聯的犧牲品。
團支部開始組織會議，希望能證明我一貫的資產階級思想和對“文革”的牴觸情緒。有一次還找出我的一個筆記本，說封面上毛澤東的燙金頭像嚴重剝落，懷疑是我故意弄的。這時候我才明白，團支部並不念我曾經有過老子英雄兒好漢的歷史，只是強調我現在已經因為老子反動而是個混蛋了。但是她們好像在這種事情上經驗不足，每次這樣的會議都有點虎頭蛇尾，比如關於毛澤東頭像的事，我爭辯了一下說那應該是燙金工藝的質量問題，天大一件事情就此沒了下文。再後來，學校裡更亂了一點，大家都踢開黨委鬧革命，不再聽團支部那幾個人的話，而是各自為政地成立了各種戰鬥隊和造反組織。我自覺日子好過一點，更認為我也有革命的權利，就自己組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