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十部作品可能都不如這一部作品。”“衣食足面後知榮辱。總得保證作家有一種體面的生活，人家才能從事高階精神活動。人在猴子的階段，能想到別的什麼呢？” 華藝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王朔文集》是我國按版稅支付稿酬的第一例，當時發行2萬套，版稅10 ％ ；劉震雲的新作，創作長達8年的《故鄉面和花朵》，初印4萬冊。按10 ％ 的版稅，稿酬相當可觀，摺合到8年平均每月收益近5000元。也就不錯了。
1993年以後，情況有所好轉；特別是在1997年以後，全國各出版社陸續實行版稅制。每出版一部書都要簽定“版稅合同”，一般書籍的版稅大致在6—10 ％ 之間，也有少數高到 12—15 ％ 的。一部書通常刊印1萬冊以上，書價每本（8—10印張或256—320頁）通常為15—25元，這樣作者每一部書的收入通常為2—3萬元。如果是發行幾十萬冊的暢銷書，那麼作者可以得到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元的版稅。
版稅制的利弊得失
我國出版界是否應當全部由稿酬制改為版稅制？也有不同看法。
出版家王仿子先生撰文談了不同的意見：“版稅制不能貫徹多勞多得的原則，而且毫不理會著作物本身的價值和它在社會上產生什麼樣的效果，只要是大印數，能給出版社創收，就給予重酬。但是，圖書的銷售量，並非都與著作人的創造的價值成正比發展，一些學術質量極高的著作偏偏是低印數；版稅制的不合理，還在於它對低階消閒讀物發揮誘發作用，對學術著作產生抑制作用。一旦實施，一大批學術著作和詩歌、劇本等的稿酬大幅度下降，將在出版界出現一種知識貶值現象。”
三種稿酬方式（2）
90年代以來，隨著商品經濟大潮向各個領域的衝擊，原有的利益格局動搖了，原有的財政分配體系也遇到了嚴峻的挑戰。過去專門出版科學著作的出版社紛紛面臨虧損的困境，以刊登學術論文為已任的學術刊物大多都在生死存亡的邊緣掙扎。有的乾脆讓作者自籌經費印書，自己掏錢買版面登論文。丁東指出：這樣下去，這些科學工作者就不是掙多少錢的問題，而是倒貼多少錢的問題了。有不少學者為了評職稱，而把多年積蓄的血汗錢貼進去出書。對於這些學術專著無法面向廣大市場的學者來說，版稅制的確行不通。但這並不等於社會不需要他們的著作。李四光的地質學著作印量很小，本身出版是賠錢的；但其中的科學思想指導了中國石油工業的翻身、發展，其價值又何止多少億元！即便是像哲學、歷史、文學之類的著作，對於人們價值觀的深層影響，價值也難以用金錢計算。如果中國今在仍然禁錮在教條主義的思想氛圍裡，那麼十幾億人十年來生活水平的提高便無從談起！如果一個泱泱十幾億人口的大國，基礎科學停滯了，研究基礎理論的刊物倒閉了，學者們也成了乞丐，那才是民族莫大的悲哀！（原載《山西文化》1993年第2期）
必須提高稿酬標準
90年代中，我國作家對於稿酬的反應不盡相同。不滿的如徐小斌，她認為中國的稿酬之低為世界之最！但因為一些具體原因，短期內稿酬大改觀也不太可能。而餘華對此則平靜得多，他認為寫小說時不能考慮掙錢。為掙錢寫書是寫不好的，倒是寫了好書還能掙點錢。比如他的《活著》1993年由南海出版公司再版，短短几個月銷出6萬冊；9月份出版《許三觀賣血記》，第一次印刷3萬冊已售完。而《活著》自1994年出版了法文版後，至今每年都收到法國的版稅。此外，《活著》還多次獲獎，獎金亦可觀。可見出了一本好書，夠作家吃上幾年了。他說一般文學雜誌都經費緊張，特別是一些發行量小的，很難支付高稿費，他能理解，也不指望。他相對重視出版，認為最重要的一是書要好，二是銷路高。
1996年7月，中國作家協會等單位在北京召開了一個“文學作品稿酬標準座談會”，會議認為：現行的（1990年制訂）每千字10—30元的稿酬標準早已不能適應當前實際情況，且在很大程度上名存實亡。實際支付的稿酬一般為每千字30—50元。
我算過一筆帳：從1957年到1996年，40年間書價上漲了15倍，而名義稿酬只增加兩倍。稿酬的微弱增加甚至遠遠趕不上書價的漲幅。
1957 年 書價 每印張 元 稿酬 每千字 3—6元，至多10元；
1982 年 書價 每印張 元 稿酬 每千字 6—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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