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恥辱與痛苦！（戴煌：《九死一生》第95—96頁，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
更嚴酷、更沉重的災難方興未艾。從此人禍天災源源不斷的中華大地上，多了幾十萬強制“勞改”的階級敵人，少了幾十萬敢於說真話的知識分子。
1958年初，報刊上已經充滿了“大躍進”的報道。一方面是眾口一詞的讚頌，另一方面是鴉雀無聲。在公開場合，幾乎再也聽不到什麼人起來“唱反調”了。
新華社記者戴煌被遣送850農場監督勞動。1960年全國大災荒，農場的糧食被國家調走了，他們有一段時期每月只有19斤口糧。他原體重160多斤，做重活，吃得這麼少，瘦成了90多斤。他餓急了，就在地裡捉老鼠回來煮著吃，有一次，他煮了大大小小82只耗子，一頓吃完，成為世界上的吃耗子紀錄創造者。那時，人們總是想吃東西，肚子飽了，還想吃，好像是個無底洞。這種瘋狂的食慾是後來人無法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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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案受害者們的遭遇——北大荒（2）
（四）王正回憶
王正自述：……我由於1957年“墮入反動泥坑”，發配到北大荒實行“監督勞動”，那我就徹底地成了一名“農工”了。不僅列為農工編制，領取農工的工資（每月32元），而且在嚴酷的磨難中不折不扣地幹著農工的活。我能用鐮刀每天割一畝多地的小麥，能不間斷地扛二百斤的糧袋健步上囤，能用手鋸每天伐好幾棵直徑一米來粗的大樹，能高速地和泥、脫坯、壘牆、蓋房頂……我敢說，一切指派我乾的活，我的技術熟練程度，我的體能承受力和忍耐力以及我在勞動中的認真和細緻的態度，都決不亞於任何一個真正的農工。至於我們的“政治待遇”，則就無法與農工相比了。因為我們的頭上戴著“階級敵人的帽子”，我們的名字列入了“敵我矛盾的另冊”。正因為如此，我們無論幹什麼活，都要比普通農工更加發奮，更加拼命。在北大荒時，我曾一個人跳進冰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