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常州，父親原是故宮博物院負責人、文物專家。本人成份自由職業者。1949年10月參加工作，評定為“文藝四級”，月工資200多元。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根據吳祖光同志公開發表的一些文章和在文聯座談會上的發言，遭到二十幾次群眾大會批鬥。1958年1月8日作結論，定吳祖光為“右派分子”，1958年2月中央電影局整風領導小組給吳祖光撤職、監督勞動的處分，下放北大荒勞動三年。1961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叫做摘帽右派，摘了帽子還是右派。1961年至1966年調到中國戲曲研究院擔任編劇工作，降為文藝七級待遇，月工資120元。1969年以後在靜海乾校勞動鍛鍊。1968年3月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又審查了吳祖光，在1975年6月7日做的結論中稱：“經查，吳祖光是反動集團‘二流堂’的骨幹分子。1957年他公開反對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被劃為右派分子。吳祖光犯有嚴重路線錯誤。”打倒“四人幫”以後在文化部藝術局工作。1978年十月份起徹底平反，恢復原來的“文藝四級”待遇。這時他已經62歲，蒙冤含屈22年。
吳祖光曾和丁聰開玩笑說：“咱們受了右派義務教育全程一共二十二年。其中北大三年，中專八年，全託十一年。這才算熬到畢了業！”所謂“北大”指的是北大荒勞改農場，所謂“中專”指的是中央機關專案組，所謂“全託”指的是群眾專政。
（一）吳祖光回憶
根據吳祖光自述：“1958年早春三月的一個凌晨，大雪紛飛，我到父母親的住室去和老人告別。我要和一個有五百人的龐大隊伍的右派大隊去到極北邊的北大荒勞動改造。早在幾個月前我開始受批判時就把一切有關的報紙刊物收起來不讓父親看見，因此病中的父親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他也不知道我要到什麼地方去，分別時他是對我笑著的。那時我也不知道這是與父親的永別。父親在第二年去世，我在春耕的大田裡勞動時，收到北京的報喪電報已經過了半個月。……”（吳祖光：《“二流堂”真相》，又見《懷念父親》，引自《吳祖光選集·第六卷》第519頁，635頁。）吳祖光在另一處回憶說：“1958年一個早春時節風雪交加的夜晚，我離開北京的家，去了極北邊疆的北大荒，去經受艱苦生活的洗禮。總結自己的經歷，我認為無論多大的苦難，人都是經受得了的。何況多大的冤枉總會得到多數人的同情。這就是使人能夠生活下去，並且得到更大的支援和力量的原因。”（吳祖光：《電影從業十年》，引自《吳祖光選集·第五卷》第634頁。）
關於1958年3月首都中央直屬機關500名右派分子在前門火車站告別北京的情況，我找到了兩分當事人的回憶資料——
（二）柳萌回憶
北京下著濛濛細雨……從北京開往牡丹江的火車，要在早晨啟程，這是風天雨天都不會變的。在那萬事都難以預料的年代，惟有這少變的列車時刻，使人們的生活多少有點安定感。此刻，中央各單位、各部門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冒雨從北京城的四面八方向前門火車站聚攏來，他們要搭車去密山、虎林一帶的軍墾農場，開始那不可知的北大荒流放生活……。（柳萌：《雨天》，但把月份誤為“４月”；載《荊棘路》第365頁，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
據當事人說，首都右派分子送往北大荒農場是分批出發的。第一批在3月14日，包括處分最嚴重的一些人，送往北大荒853農場。那裡是剛創辦的最為艱苦、在烏蘇里江畔的饒河縣境內。如吳祖光、聶紺弩、陳明、柳萌……都在其內。而另外一批：丁聰、黃苗子、戴煌……等人是在晚一些時候的3月25日凌晨，從北京前門火車站出發，送往北大荒850農場。其間還有幾批。
（三）戴煌回憶
……據說前些日子，一列列火車拉著中央各部的右派奔向東北時，前門車站曾多次上演過真正悲聲淚雨的傷心劇。每當汽笛一聲長嘯，車窗裡、站臺上，多少雙悵然離別的眼睛、多少抑制不住的淚水、多少隻發瘋般揮別的手，數也數不清。車廂裡的很多年輕人——最小的剛滿18歲——有的臉上還掛著淚，都高聲唱起蘇聯那首催人淚下的《共青團員之歌》，一些年歲大的人也隨聲跟著哼哼：
再見吧，親愛的故鄉！勝利的星會照耀我們！
再見吧，媽媽，別難過、莫悲傷，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
……對我們來說，勞動，本是光榮而自豪的字眼。可是一加“監督”二字，它就完全走向了它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