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看不起別人。”＇22＇1925年在《婦女雜誌》上曾經發生過一場關於“新性道德”的討論，以章錫琛＇23＇為首的一派提倡絕對的“戀愛自由”，倡導性解放。他認為：在當下，前妻往往不肯離婚，男人也絕對不能因為另有所愛而強迫她離婚，所以撫養妻子成為男人的義務，要和別人戀愛與否也是他（她）的自由。如果經過兩配偶的許可，只要不損害社會和其他人的利益，一夫二妻和二夫一妻性質的不貞操形式，也不能被認為是不道德的。“新性道德”實際上給蓄妾制提供了繼續存在的空間。林語堂曾說，在自由戀愛的旗號下，離婚對於四十歲的男子與四十歲的母親來講是不可能平等的，娶妾不過是我們祖先用以取代歐美離婚的方法而已：“在過去，往往有一個實際是好婦女，受了環境關係的支配，致勾搭上了已經結了婚的男子，而她又衷心愛他，因服順自動的願充偏房之選，並心謙下的服侍大婦。而現在則各不相讓，彼此掮著一夫一妻制的招牌，想攆出另一個人而鑲取她的地位”。學者許地山則說：一夫一婦制已顯出破裂，一直有兩種障礙使它不能美滿，這便是**與納妾。男子因為地位、名譽等等原故或者不能實行戀愛自由，當經濟充裕時，便會納妾。道德上雖能限制，但不可能徹底廢除，因而最好實行無夫無妻制。＇24＇
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頒佈，第二條明確規定：“禁止重婚、納妾。”兩三年間，就將這一沿續數千年的惡習一掃而光，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新中國出生者幾乎完全不知道“妾”的意思，而隨著時間的流逝，終結這一惡習的過程本身也被人們淡忘了。
結論
婚姻制度的實質在於對性行為的限制。這種限制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首先是限制了父母輩和子女輩的性交，然後是限制了兄弟姐妹之間的性交，然後又實行夥婚制，而且從族內婚發展為族外婚，最後才建立了一夫一妻制。
蓄妾的理由，在古代主要強調延續宗嗣，到現代，這一理由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土壤。現今，婚姻自由的觀念深入人心，結婚、離婚再也不受大家庭的干擾。但近些年風行的“包二奶”現象，又勾起了我們對納妾的記憶。不同的是，古代妻妾同堂，如今分庭抗禮，但一個男子同時佔有多個女子的本質沒有改變。
令人深思的是程鬱的那個疑問：對於納妾，批判這一惡習者，大都直指男子的縱慾無度，及女子處於類似財產的低下地位。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如果僅僅出於男子喜新厭舊的本性，何不令糟糠之妻下堂？若僅僅單純追求縱慾，始亂終棄也未嘗不是一個更省事兒的辦法，為何一定要將一個個女子囿於家，把眾多矛盾揹負與身
作品相關 中國納妾（轉自網上）
在中國，妾的出現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多年的殷周時期。以後，隨著階級名分制越來越趨向規範、嚴格，作為夫妻關係中妾的奴屬地位更加固定化，一直到中國最後一個皇帝被推翻，西方的新文化、新思想的不斷流入、傳播，與人類文明格格不入的納妾制，遭到人們的譴責，這才趨向沒落。晚清時期雖然社會各方面都在劇烈地變動，可一些人的納妾之風並未減弱。他們一沿前代舊例，把娶妾叫做置、納、買，更有稱典、稱賜和贈與的，既不講求明媒正娶，更無門當戶對一說，並有“納妾不成禮”的慣例，就是說，不存在一套必須遵循的納妾禮法。
納妾一般持有身契，具有更鮮明的人身買賣性質，妾的人身權利並不在她自己手中，而在丈夫及其家族手中。在案例中，妾的逃走是非法的，如與男子相約私奔，更是一樁很嚴重的罪行。而且妾逃走後也難以謀生，往往又落入人販子手中，或被賣為人妻，或仍被賣為人妾，甚至會被賣為婢，淪為娼婦。丈夫死後，寡妾常被轉賣逼嫁，賣主既有夫家及母家的長輩，也有正妻等平輩，夫家的小輩，以至疏遠的夫族、村鄰及素不相識的人口販子等。妾雖也可獲得朝廷封贈，但主要還是母以子貴，在家中妻妾之間基本仍保留著類似於主奴的關係。妾的出身便決定了她們的卑賤。在家譜中，妻室的記載有生卒年，有籍貫，有父親名字，甚至有的名門閨秀有名有字，孃家的顯赫親人也被記錄明白。而大部分族譜規定，妾生有子女或能為家長守節殉死者方能記載姓氏，大部無籍貫，有的生卒年不詳。同時，作為家屬之一員，妾所具有的私產持有權、被贍養權與一定的遺產繼承權等，基本承自清代的法律及習慣。
民國時期，法律明文規定了妾的身份。《民律草案&；#8226；親屬編》有《妾為家長族服之圖》，有“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