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好事呢。
於是我們的袁大師就非常愉快地裝了這麼一個清新脫俗的逼。
野村吉三郎也感到眼角有些發酸，他鄭重地鞠躬道：“袁君，我代表迪宮殿下向你表示感謝。那麼你就好好休息吧，我們過兩天再來看你。”
“是啊，袁君。請你務必要振作！我記得你們中國人說吉人自有天相……”山本五十六這一次乃是發自內心地說道“我相信，像你這般的男子是不會輕易被病魔打倒的！”
“哈哈哈咳咳咳……那我不和你們說‘九段坂見’了咳咳咳……”袁燕倏一邊咳嗽一邊笑道，“野村君，山本君，‘御身大切’咳咳咳……”
他不愧是從大阪人那裡學的日語，用的也是大名鼎鼎的“大阪第四師團”的切口……那個告別詞。
“御身大切”翻成中文便是“保重貴體”。
“袁君，御身大切！”
第二百二十一章 老三篇 三
本章副標題：明治夏目，大正燕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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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日本的明治時代的優秀文學家並不少，寫實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層出不窮。但也要注意到，這些文學家都有一種通病：過於重視理論研究，缺乏實踐作品。
少有的小說創作也大多是為理論服務，囿於技巧性和藝術性，影響力只能限於文學界自身，不太能被庶民階層所認知。
那個時代的日本文學界，由於西方先進的理論和各色流派在短時間內大量湧入，致使更多的文學家們將重心放在了理論和技巧研究方面，很少有文學家考慮到自己實踐創作，更遑論用自己的作品影響國民了。
這或與也和我們日本民族精於學習但稍顯刻板的國民性有關。
而夏目漱石便是明治時期極少的實踐派，小說的聲譽遠高於文論，並且最有名的幾部小說，語言風格都帶有很強的庶民氣息，在民間的影響甚大，這才奠定了他“國民大作家”的聲望。
他的作品在報刊連載期間，日本的和服店和首飾店甚至有賣其小說的周邊，可見其在國民間的影響之大。這種庶民的影響也可能是促使夏目漱石為民眾而寫作的原因之一。
夏目漱石作品中體現的批判現實主義精神也是值得說明的一點，他的作品反映了日本近代化大潮中的種種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重大矛盾和衝突。將不同階層的特質和缺點透過奇特的藝術構思表現出來。而批判現實主義風格在全世界都是倍受國民推崇的。
明治之後的1912年…1926年是大正時代，因為歐陸大戰讓日本工商業十分繁榮，所以這是日本近代史上的黃金年代。在政治上被稱為“大正德謨克拉西”，在文學藝術上則是“大正羅曼恩蒂克”。
到底有多浪漫呢？
看看這一時代的作者們，寶塚、芥川龍之介、谷崎潤一郎、少年太宰治、武者小路實篤、竹久夢二、泉鏡花、佐藤春夫、室生犀星……
他們在東西文化的衝擊之中，作品不但是纖細敏感，都已經有點神經質了。顯而易見的，他們的作品難免與庶民的口味有所偏離。
1916年夏目漱石去世。因此那個時候的讀者都有了一個疑問，大正時代會出現下一個夏目漱石嗎？
然而我們日本人全都沒有想到的是，接續上夏目漱石，成為大正時代“國民大作者”不是日本人。更加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甚至是一個不以日語而是以漢語為母語的中國人——袁燕倏。
順便提一下，夏目漱石是明治時代有名的美男子，而袁燕倏是劃時代的美男子。（註釋1）
兩人同為文學家，但是袁燕倏是比夏目漱石更為純粹的作家。他幾乎不涉及文學理論，只以自己的作品來驗證他的“文學之道”。
那麼他的文學之道是什麼呢？按照袁燕倏本人的說法，就是“庶民的勝利”。
他對於所謂的知識分子文學的態度極為不屑。
他曾經說，這世上能寫寫小說，哼哼詩歌之人就算是知識分子簡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他們的作品不過是吃飽了還認識幾個字的閒漢怨女們的無病呻吟罷了。
袁燕倏在上海中國公學擔任教授期間，曾經開辦過文學創作課。他第一個學年就出了一個題目《種田》。
他也真的在中國公學旁邊開闢了一塊農田，讓他的學生跟著老農耕作。等到收割完畢，學生們才開始正式寫作。
而他唯一給與滿分的學生作品只有七個字加一個標點符號：種田真的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