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諾千金。
她看破大家族的冷漠虛偽，與它脫離了關係，靠做小學教師過上獨立的生活。一個未婚的年輕女性獨自領著兩個孩子生活，家族鄰里中會有多少非議和冷眼，是不難想象的。靠小學教師的收入，維持一家人的溫飽，其艱辛坎坷，對於她一個做慣小姐的人，也是不難想象的。人們總在猜測，這個弱女子的身軀裡究竟哪兒來這麼大的毅力和智慧，人們只知道，她累彎了腰，但是兩個孩子都長得很端正，而且有出息。其中的男孩成為輝輝的父親。
當輝輝的悲劇降臨的時候，已經退休的她，又主動承擔起撫養輝輝的重任。又是一句承諾，又是一個與她沒有任何血緣關係的孩子，又意味著幾十年的操勞。這回，還是個有殘疾的孩子。她一勺一勺餵養著她，一年一年安慰著她的悲憤，一個字一個字地啟蒙著她的心智。她無疑有著一顆博愛仁厚的心。但她沒有去操辦什麼矚目的慈善事業，而是選擇去撫養一個又一個的孩子。
在我關於侯家路的記憶裡，永遠有這樣的一幅圖畫：陽光射進窗門，一位戴著金邊眼鏡的整潔的老婦人，撫慰著一個有一雙大眼睛的女孩子，教她學會自己拿勺吃飯，給她講最幸福的童話，讓她知道世間的每一個靈魂都是 平等的。她們倆的生活中都沒有男人，一個選擇這樣的生活，一個只有接受這樣的生活；她們倆都與這個世界保持著一種距離，這種距離讓她們反而有了某種超脫；她們都不因自己的不幸而對上帝懷著怨恨，一個因為了解得太多，一個因為了解得太少。我發現，她們祖孫兩代的眼神都是那麼坦然。
爸爸？
作為外婆家的第一個孫輩，我所受到的呵護和關注是不言而喻的。幾位阿姨和舅舅都把我當寶貝。特別是小舅舅，他當時剛參加工作不久，又未成家，幾乎把工資和時間都花在我這個“外甥女”身上。在那個年代，他算得上是頗為“洋派”的青年，書架上都是世界名著，還有兩根很精緻的不鏽鋼的樂隊指揮棒。每個月總有一天，他給我穿上漂亮的小皮鞋，帶我去理髮，然後去上海著名的西餐館“紅房子”吃頓“羅宋湯＋牛排”。在那裡，他教會我使用刀、叉的技巧，而且對我在餐桌上的舉止進行“淑女”式的培訓：什麼背要直呀，喝湯不能出聲呀，刀叉要輕拿輕放呀等等，規矩可多了。他的名言是：“女孩子一定要見世面，不然以後見到花花綠綠的世界，容易學環。”
餐後，他就拉著我的小手，到黃浦江邊散散步，用一架老式照相機給我拍幾張照片。他說：“這是你爸爸交給我的任務，讓我每個月把你的照片寄給他，這樣他就可以知道，咱們的瀾瀾又長高了。”
爸爸？一個多麼陌生而神秘的稱呼，從出生到那時，我還沒有見過他的面，所以這個稱呼就顯得非常抽象。然而，我又莫名地盼望他。他既然去了那麼遙遠的地方，一定會有很多故事說給我聽吧。
一個早晨，外公外婆有事出門，把我一個人留在家裡，囑咐我誰來了都不要開門。他們走後不久，便有人敲門。我從門縫望出去，看見那是一位高高瘦瘦的男人，從未見過。想起狼外婆的故事，我心中害怕起來，躡手躡腳搬來凳子抵住門背，自己坐在上面，大氣不敢出。那男人敲門聽不見回答，也乾脆坐在了門檻上。我與他隔著一扇木門，背對背坐了多久，只有他知道。
對於我來說，那簡直有一百年。
終於聽見外公外婆熟悉的腳步聲，然後是他們驚喜的叫聲。那個男人竟親親熱熱地叫他們“爸爸、媽媽”。外婆大聲問：“怎麼不進門哪？瀾瀾在家呢。”我這才拉開門閂，一頭撲進外婆的懷裡。外婆抱起我，指著那個陌生男人說：“瀾瀾，你不是總想爸爸嗎，這就是你爸爸。叫爸爸。”
我哇地哭了，怎麼也不承認這個嚇壞了我的男人會是我的爸爸。
這個男人用了什麼魔法讓我不久就消除了對他的壞印象，我已經記不起了。只記得當天下午，我就騎在他的肩頭在侯家路上“示威”了一遭，扯著嗓子大喊：“瀾瀾是爸爸的丫頭，瀾瀾是爸爸的丫頭。”神氣活現。
爸爸告訴我，他在國外的任期已經結束，媽媽也已經從幹校回到了北京，我們一家三口終於可以團聚了。
侯家路；我記憶中的人生第一站，就這樣被飛轉的火車車輪甩在了身後。
我曾驕傲地擁有的繡著姓名、住址的小手絹也不知被丟到哪裡去了。小舅舅在我離開以後曾對我媽媽說：“瀾瀾走了，我才意識到她原來是屬於你們的。”
而我呢，直到長大，才意識到侯家路曾給予了我多少營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