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我們就可以使雙槍了！
接下來的幾天中午，我們躲在樓道轉彎的一扇小門背後，手裡緊握著灌滿水的小手槍，個個汗流泱背，緊張得不敢說話。樹上的蟬兒沒有了競爭對手，心花怒放地大唱特唱，唱得人心裡癢癢的，真想拿根竹竿把它們都粘下來。但這樣的念頭終於被當小英雄的堅定信念鎮壓下去了。
熬到第四天，真有點熬不住了，天氣預報午後有大雷雨。中午時分，天氣悶熱得就像今天的紐約。幾個孩子躲在全樓最不通風的地方，滋味可想而知。壞人，你在哪兒呀？求求你，快出來吧，好不好？你如果再不來，我們，我們可要——睡著了。
就在此時，車棚邊，柳樹下，走過一黑影，一個老頭，七十歲上下，手裡拄著柺杖，抬頭看看低沉的天，又東張西望，然後，徑直向一輛停在車棚邊的腳踏車走去。我們認識他，他是住在樓後平房的邱老頭，平時一個人過，很少有人理他。聽人們說他解放前是個地主。他總在人們上班，四下清靜的時候才出來走走，行動很慢，腳步很輕。大概有風溼病，所以夏天也穿長袖長褲，黑色的。我們沒見他發過火，也沒見他笑過。有一次他想給我們水果糖吃，我們說：“誰吃地主的糖！”他倒是笑了一下，比哭還難看。電影裡說，地主都有本變天帳。邱老頭的變天帳是不是就藏在那根粗粗的柺杖裡？
中午他到車棚做什麼？莫非。。對呀，地主等於壞人，偷腳踏車的就是壞人呀！只見他走到腳踏車前，就去搬車的後輪——不是他是誰？我們被自己正確的判斷所激動著。等待了四天，四個悶熱的、沒有遊戲的中午，就是為了這個時刻！而且，我們手裡有槍！
且慢，越是這種時刻越是要沉住氣。游擊隊長總是要攔住性急的戰士說：“再等一等。”好吧，再等一等。只見他一手抬起後車輪，一手握把，徑直把車推進了車棚，又左搬右挪，為那輛車騰出個車位。怎麼會是這樣呢？他應該看看四下無人，就開始撬鎖，或把車推到更遠的角落去呀！而且他又迴轉身，走向另一輛腳踏車，夾起柺杖，抬起後輪。。又走進了車棚。這時，天上的悶雷一陣陣隆隆地滾過，烏雲一層層厚厚地壓下來，我們被眼前出現的事搞得不知所措。邱老頭當然看不見我們，他不時看看天，加緊了並不穩健的腳步，幾乎是蹭著地皮把門口最後一輛車拽到棚裡去了。已經有雨點噼噼啪啪地摔打下來。他環顧四周，長長舒了口氣，又倚在柺杖上喘了一會兒，迴轉身，險些撞到柳樹上，定了定神，繞過樹，走雨，嘩嘩地下起來，天空一定有一把最大的噴水槍，把地上的浮土撞得 濺開去，弄得清涼的空氣裡滿是土腥味兒。但它是不是也跟門邊呆站著的孩子們一樣，因為找不到遊戲的對手而沮喪難堪？丟失了熟悉的遊戲規則，手裡鼓鼓的噴水槍顯得那麼多餘。
有大人跑過，問有沒有看見他放在門口的腳踏車。我們說，邱老頭推到車棚裡去了。他將信將疑，拿了雨傘專門去檢視了一下。回來時嘟囔一句：“這老頭，還挺有心的。”
二十年過去了，我的噴水槍早已無影無蹤，那個拄拐仗的黑色身影也再不會出現。無論是北京還是紐約，夏天還是酷熱，孩子們，還一樣愛玩水。
生病
一九九三年我應邀去福建主持一個藝術節，當地電視臺現場直播。臨開場前一個小時我突然上吐下瀉，躺在賓館裡動彈不得。我忙給男主持人打電話，請他當晚“多擔待點兒”，沒想到，就在幾分鐘前，他心臟病發作，已送醫院——當晚的主持全部落在我身上。
要說人還是有不少潛能可挖。如果沒有退路，就只有往前衝了。一驚之下，我騰地坐了起來。只用半個小時化了妝，剩下的半個小時把男主持人的所有臺詞“拿”了下來。當帷幕拉開，攝像機頂上的紅燈亮起，我已經手持話筒，穩穩地站在那兒了。為了不使觀眾感到單人主持的平淡，那天我還格外用心，把現場氣氛調節得非常活躍。我儘量使自己自始至終處於高度興奮狀態，連在幕側休息時也不敢坐下，生怕精神一放鬆，病痛又會佔上風。兩個多小時的晚會結束後，我大汗淋漓。知情的導演、演員們紛紛跑過來表示慰問。“鏡頭上一點兒都看不出你在生玻”導演的一句話讓我最後安了心。
奇怪，這一番苦撐之後，我的病居然好了。精神勝利法，有時還真有些法力呢。事後我不無驕傲地把此事告訴了媽媽，不想媽媽的眼中流出淚來，說：“你還不是拚個年輕！”
眼下是有病生不得——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滿滿當當，哪兒有時間生病？
能拚還是要拚一拚的。小時候就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