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輕言生死的人，除非他經歷過死亡的考驗，不然都是草率而不可信的。
有人說，老年的來臨之所以可怕，便是因為它與死亡的距離太近，讓人沒了退路。也有人說，比生理的死亡更為可怕的，是力不從心的煩惱和不再被需要的沮喪，精神的空虛與孤獨無異於慢性的自殺。年輕人不願自尋煩惱，不願設想六十歲以後的麻煩事，全不顧中國的平均壽命已經達到七十歲左右。
然而時間並不搭理我們。它不緊不慢地向前走，讓我們每個人最終嚐到它的厲害。它也將把中國帶人老齡化的下個世紀。如果老年生活從根本上是讓人擔心和煩惱的，那麼我們這個十幾億人口的大國不是會變成一個不快樂的人群嗎？
有人寄希望於在養老金方面為老年人提供經濟保障，有人呼籲在醫療護理上為老年人設立系統的服務。我認為，社會固然承擔著無可推卸的責任，但老年人自身的精神健康才是他們獲得幸福的關鍵。
我所認識的高壽老人幾乎都很豁達樂觀，比如我的外婆。今年八十五歲的她依然耳聰目明，每天親自去市場買菜，打掃房間，還要照顧近九十歲的外公，好像不服老似的。她的座右銘是：“人要勞動，心要放寬。”她幼年喪父，家裡窮得只能吃蠶豆。她整夜地和母親在昏暗的油燈下納鞋底，勉強過活。年輕時的她和外公從浙江紹興老家來到上海，勤儉持家，撐起一個小小的五金店，漸漸殷實起來。家中前前後後住過十幾位前來投靠的窮親戚，有的一住就是幾年。她一視同仁，資助不少遠親的孩子成家立業。“文革”時，她和外公被劃為“資本家”，家業被抄。一生積蓄，化為烏有。她的退休金也被取消，一時家境非常困難。原來受恩於她的親朋好友竟有人以怨報德。沒聽她怨恨過誰。她說：“多做好事，自己心裡踏實。”“文革”結束，政府發還了幾千元錢，這當然不抵當年被抄去的財產，但她揮揮手說：“身外之物，沒什麼了不起的，我們一輩子靠自己的勞動吃飯。現在政府給我恢復了退休金，又有了勞保，就可以了。”她雖然沒有受過什麼正規教育，但在我看來，她對“施恩莫念，受惠莫忘”的參悟，遠遠高於許多“知識分子”。
簡單的“知足長樂”並不是幸福老年的全部秘密。德行的修養，智慧的錘鍊，更代表了老年生活中積極主動的一面。
古羅馬著名演說家西塞羅曾與友人細述老年之道。他說：“凡是靠自身不能過美好、幸福生活的人，無論什麼年紀都會使他們煩惱；凡是力求從自身尋求各種美好的東西的人，按自然規律必然產主的一切事物都不會使他們 覺得可厭。在這類事物中首先要數老年。人都希望能活到老年，卻又抱怨它的降臨。愚蠢使人變得如此反覆無常！”當時有人對西塞羅說：“您對老年的降臨如此灑脫，乃是因為您既有名望又有財富的緣故。”西塞羅回答說：“這不假。極度的貧窮中，聰明的人也會一籌莫展；但是愚蠢的人，即使給他大福大貴，他也還是會感到百無聊賴。”
我見過戎馬一生的將軍，晚年無法忍受侍花養草的生活，整日在對金戈鐵馬、縱橫東西的往事中黯然神傷；也見過平凡一生的看門老漢，在迎來送往的忙碌中，在信件報紙的傳遞中，自得其樂，對世事的變遷一通百通。人的精神寄託，實在不能以世俗的功敗來評價權衡啊！
《楊瀾視線》的選題之一是美國老年人的生活。為此我採訪了位於紐約市外斯坦頓島上的“安樂家”老人院。這是一家公益性質的養老院，人院標準是取得綠卡三年以上，個人存款在一千美金以下，那裡60％以上的居民是華裔老人。他們在養老院的吃住由美國政府負擔，另外每人每月可領取一百多美元的零花錢。我走進這家養老院時是上午十點左右。陽光透過寬大的玻璃窗射進一樓的活動大廳，這裡是老人們活動的主要場所。窗邊一排排的沙發上，坐著三三兩兩的老人，或唸唸有詞，或呆坐出神，互不搭理，對我們的攝像機也沒有任何興趣，連眼皮也不抬一下。陪同我們的楊女士解釋說，這些老人大多患有老年痴呆或輕度精神疾病，但尚未完全喪失生活自理能力。如果沒有醫護人員提醒，他們可以在這裡坐上一整天。在大廳的另一邊，有幾張大桌子，圍坐著一些老人，正用毛線、彩布一類的材料做著手工藝品，如提袋什麼的。他們偶爾彼此交談幾句，但聲音很輕。我看到其中一位七十歲左右的婦人，手工做得很巧，便上前攀談。她姓蔡，來自上海虹口區，做了一輩子家庭婦女。十幾年前丈夫就去世了，現在有兩個女兒在上海工作，一個兒子已在紐約成家立業。幾年前她來到美國，起初與兒子、兒媳、孫子同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