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幾只半人高的成菜缸，失去了隔壁賣話梅、粽子糖的菸紙店，我童年的“身分”還找得到嗎？
幸好，記憶還不曾丟失，而且隨著我的唯恐丟失的慌張，更加清晰起來了。
我第一次住進侯家路的時候，是一九六九年的夏天——這當然不是我當時的記憶，而是媽媽事後告訴我的。因為當時我還只有一歲。那時年輕的父親遠在阿爾巴尼亞當援外專家、年輕的母親即將離開北京赴湖北陽新五·七幹校報到，她本想把我一塊兒帶去，可是外婆硬是不同意：“這怎麼行呢？
農村條件不好，說不定奶粉都不好買，還是留在侯家路，由我來帶吧，保證養得白白胖胖的。”
外婆做了一輩子家庭主婦，生育撫養了五個孩子。論持家養孩子的經驗在鄰里中被廣為稱道。我媽媽雖然捨不得，但也沒有什麼不放心的，於是襁褓中的我，含著奶瓶，躺在東搖西晃的火車裡，搖啊搖，搖到了外婆橋。
侯家路只有百米長，五六米寬。街兩邊是一色舊式木結構的兩層樓房。
因為街道不寬，人們晾曬衣被時就把長竹竿架到對街伸出的窗臺上。每年梅雨季節一過，家家戶戶開櫃翻箱，要在煦日中把捂久的陰溼驅散。於是，整條街的半空中，被單招展，衣裙飄揚，有萬國旗齊聚式的氣派。
到了盛夏的傍晚，沒有空調的木板房裡熱不可當。一排排竹椅被搬到街上，一戶戶人家也短衣短褲地出現了。一條侯家路被填了個滿滿當當。這時，後院的老伯會搖著蒲扇，給聚在身邊的孩子講個鬼故事；居委會的老太太們挨家挨戶地送著驅蚊藥；男人們湊上幾桌棋牌，誰輸了就在耳垂上夾上個晾衣服的木夾子。。最可憐的是那位胖公公，數他輸得最多，往往兩隻耳朵都夾滿了，臉也漲得和耳朵一樣紫紅紫紅的。可是每天傍晚仍見他赤膊坐在那裡，心無旁騖地琢磨著手中的紙牌，其執著倔強，今天想來仍令人欽佩。
侯家路上有菜市常每天凌晨，運菜的卡車往往亮著大頭燈，大模大樣地開到街心。很快，卸菜聲、裝筐聲、標價聲此起彼伏。清晨四點左右，菜市就開始熱鬧起來了。上海人習慣在上班前買當天的新鮮菜。各家退休的老頭老太們起得更早，在城隍廟九曲僑上打一趟太極拳後，就在菜場排起隊來。
沒有分身術的人們既要買菜蔬，又要買魚肉，便常常以磚頭、竹筐之類充當“佇列”。有時，排在後面的人不買帳，偷愉地把竹筐移出隊伍。主人趕來時，對這樣的非禮極其憤慨，高聲質問。但前前後後的人或大呼“勿曉得”，或一言不發，搞得主人也無可奈何，終於不了了之。這股怨氣常常發洩在那些態度本來就不夠和善的售貨員身上，於是忙碌嘈雜的集市上多了幾個高亢嘹亮的聲音。
這一切，侯家路的人習以為常。他們夜裡睡得安穩，幾聲汽車喇叭並不妨礙他們。在晨霧裡，他們起身、洗漱，用蛤蜊殼嘩啦嘩啦地刷著馬桶，彼此道著早安，然後吃著自家的醬菜泡飯，或奢侈一下，買一碗小餛飩，吃得津律有味，頗為知足。方才還聽到一對小夫妻尖聲地拌嘴，不多久又見他們倆穿戴整潔、親親熱熱地挽著手出來。在左鄰右舍生煤爐的菸灰裡，在各家早點撲鼻的香氣裡，他們用腳踏車的鈴聲催開擁擠的人群，一撇腳，騎車上班去了。
這是個典型的市民居住區，是上海最早的老城區，但隨著城市的發展和新移民的遷入，這裡日漸擁擠、破舊起來，在講究地段的上海人眼中算不上什麼“高階住宅區”。人很雜，環境也並不優雅。我為什麼至今還是那麼留戀它？出於童年的回憶外，一定還有其他的什麼。細想起來，當我五歲回到父母身邊以後，便進入了一個相對單純的大學校園裡。父親是大學教師，母親是音響工程師，左鄰右舍，清一色的知識分子。人們談吐高雅、舉止得體，寬敞的校園裡靜悄悄的，花園很潔淨。然而這斯斯文文的世界對於我這個孩子來說，反而單純得近乎單調。相比之下，侯家路或許雜亂，或許瑣碎，但那裡上演的一幕幕悲喜劇是那麼豐富和真切，讓我神往。何況那裡的人給了我最早的啟蒙。
新嫂嫂
我的鄰居是位四十開外的女人，粗壯高大、愛說愛笑。她在街道煤餅場裡做事，專門拉著板車給人送煤球、煤餅。這完全應該是男人乾的活，她卻做得得心應手。每次搬完煤餅，總要幫人家壘得整整齊齊，用女人的細心把散落的煤灰打掃乾淨。人們都誇她勤快，為人好。她隻身帶了十幾歲的兒子和女兒生活，我沒見過她的男人。上海人把新媳婦叫做“新嫂嫂”，她四十 多歲了，依然被鄰里這樣稱呼著，好像誰也沒不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