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新嫂嫂”命不好。她出生在鄉下一個殷實的富戶，嫁給一個上海人，但那人年紀輕輕就因病去世了。再婚後，生育了一雙兒女，小日子過得不錯，後來這個丈夫被查出曾在國民黨裡做過事，又因為其他一些原因，被判刑送到了勞改農場，留下她一個人拉扯孩子，生活的艱難可想而知。有時外婆帶我去菜場，就會遇到她在裝爛菜葉的竹筐裡挑來挑去。鄰家的爐具通常都放在走廊裡，她家的菜鍋很少發出什麼誘人的香味兒。
新嫂嫂很會講故事，我當時最愛聽的是傻女婿的故事。說的是一個毛腳女婿生性好吃，且吃相難看。有一天小夫妻回孃家，妻子囑咐他說：“我在你腳上系一條繩子，只有我拉一下，你才能動一下筷子。”傻女婿牢牢記下了，在丈人面前一派斯文，眼睜睜看著飯桌上的紅燒肉不敢輕舉妄動。丈人家有一隻貓，悄悄鑽到飯桌下。它發現了傻女婿腳上的繩子，好奇地用爪子拉了一下，又拉了一下。這下傻女婿樂了：“看來老婆還是疼我，讓我多吃幾口。”小貓越拉越快，他也下箸如飛。吃完紅燒肉，又消滅了老母雞，最後連筷子都來不及拿，乾脆捧起砂鍋，把一條大鯽魚吞了下去，連刺兒都不吐。
這個故事，新嫂嫂無論講多少遍都繪聲繪色，而且每次都和我一起拍手大笑，讓我引為知己。有一次我問她：“你從前也給小梅姐姐（新嫂嫂的女兒）的爸爸系過繩子嗎？”她收斂了笑容，說：“繩子哪裡拴得住男人，他們要幹什麼就幹什麼，才不聽老婆的呢。”
有一天，一位頭髮蓬亂半白的男人敲響了新嫂嫂的房門，他的衣衫很舊，拎著箇舊書包，面板黑黑的像是個鄉下人。新嫂嫂走出門來，見了他，張著嘴呆了一會兒，警覺地問：“你怎麼來了？”那男人唯唯諾諾的，聲音又低又顫：“我減刑了，出來了。”接著兩個人就進了屋裡。老房子的樓板不隔音，聽得到屋裡的啜泣聲和責罵聲：“你還有臉回來，你知不知道這些年我的日子怎麼過？”
“這些年我一直努力改造，什麼活都幹，這才得到寬大。當初他們說我是蓄意搞反革命破壞。這是冤枉我呀，你該曉得的。”
屋裡沉默了很長時間。新嫂嫂開口了：“這是本來要寄給你的棉衣棉褲，你拿走吧，為孩子想想吧，他們已經七八年沒有爸爸了，也習慣了，你回來，他們這輩子就完了。”
那男人哭著說：“這麼多年我一直想著你們母子才活到今天，我只有這麼一個家，你叫我去哪兒呀？”又是一片哭聲。
不知過了多久，那男人手裡捧著一個鼓鼓的包裹出了門，神色黯淡。在他身後，新嫂嫂啪地關上了門，嚎陶大哭。從那以後，新嫂嫂不怎麼講故事了，常見她的女兒幫她一起拉車送煤。他們一家有一天悄悄搬走了。他們本來就沒有什麼傢俱，一輛平板車就夠了。我暗暗地希望，她們是去找那個男人，告訴他，這個世界上仍有他的一個家。他會聽老婆話的。
輝輝與公公
輝輝是比我小兩歲的表妹，住在外婆家對面的樓裡。她出生的時候，因為醫療事故造成小腦溢血，致使運動神經癱瘓。她不會行走，不會說話，只能發出嗯嗯呀呀的聲音。我曾經認為有智障的孩子是最可憐的，但在輝輝身上才發現，一個大腦健全，甚至聰明伶俐的孩子，清醒地看到自己身體的殘 障，完全懂得自己與其他兒童的不同，知道母親眼中的神情叫做無奈，才是最殘酷的事情。她分明有話要說，有話要問，但偏偏只能發出幾個無人可解的模糊的叫聲；她分明有冤要訴，有苦要發，但只能用纖細蒼白的小拳頭砸著床沿，甚至，她的手指僵硬得無法捏成一個拳頭。
年幼活潑的我，每次隨外婆去看這個表妹的時候，都會變得很聽話。輝輝的床邊，是我永遠不敢撒嬌的地方。輝輝的眼睛很漂亮，清澈得可以做鏡子，每每震撼著我這個“姐姐”。在搞不懂她的意思的時候，我常常想在那雙明亮的眼睛裡尋找答案。每一次去看她，她都會把枕邊的大白兔奶糖全部推給我，點著頭堅持讓我都吃掉。那對於我，完全是一種奢侈。我被誘惑著，卻又分明感到我不應該從這個小妹妹身上索取任何東西。於是兩個年幼的姐妹相執不下，直到外婆來做調停。
我們一年年長大，她永遠比我小兩歲。我們每隔一兩年就會見面一次。
每次都有她開心的笑臉，和推給我的她的最好的食品。一轉眼，她二十幾歲了，長高了，臉上有了青春的紅潤甚至嫵媚。她依然不會行走，不會說話，眼神依然純潔得像面鏡子。然而現在的她已經開啟了語言的封閉。她認識字。
於是她與我的對話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