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什麼，大呼：“唉呀，今天中午我的老闆約我開午餐會議，我已經遲到一個小時了！”——對不起，經理小姐，我們可不是有意的。
這一番緊張激烈帶來的是工作的快感和全組人由衷的相互敬佩。電視是項集體創作，越是成熟的電視製作，分工就越細。現在有些人一提起“主持人要採、編、播合一”就以為是主持人一個人什麼都說了算，什麼都幹，其實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曾經有主持人在片尾字幕上用特大號字型給自己的名字冠以“策劃、製片、導演、編輯、解說、主題歌演唱”等一串頭銜，就 差沒寫上自己是“攝像”了。也許有些人認為這樣才顯得主持人“名副其實”，多才多藝，其實這恰恰反映出製片的原始和粗糙。我認為，主持人只要在節目內容上積極參與，對其他工種粗通一下就可以了，完全沒有必要要求每個主持人都做“萬能膠”。即使是在西方以主持人為主導的製作集體裡，他的任務也只是調動各方能人的積極性，把握總的節目水準和藝術風格，而不是面面俱到，事必躬親。
在《楊瀾視線》的製作過程中，我就深深感到集體配合的重要。先說膝俊傑導演吧。我與他的相識是在一九九四年夏天，當時他率《飛越太平洋》劇組赴美拍攝，在哥倫比亞大學採訪了我。他拚命三郎式的工作作風和靈活多變的攝製風格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也促成了現在的合作。他是個完美主義者，對每個鏡頭，每段串聯都要求很高。有時串聯詞太長，我出點兒小錯，如一兩個字的發音沒有咬準等等，他都要求我重新來過。說實話，過去沒有一個導演對我要求如此嚴格。觀眾聽一遍就過去了，似乎也不必那麼認真。
但我
心裡知道他是對的，而且有這樣一絲不苟的導演把關，自己也更有信心了。遇到光線不理想，或背景不夠有特點，或構圖不美，他都會要求重拍。
當觀眾對《楊瀾視線》第二階段的拍攝質量表示讚賞時，我認為頭一份功勞應該歸滕導。
從五月底到六月底的二十五天中，我們拍攝了二十集節目的內容。攝製組的未文琪，薄古，吳彬都在時差還沒有倒過來的情況下，就開始了無休止的每天十幾個小時的工作。白天扛著器材搶時間，晚上還要把當天幾個小時的素材帶檢查一遍，並做場記。在這近一個月的拍攝中，沒出過任何技術上的差錯。拍攝的順利進行也離不開前期周密的聯絡工作，我的先生吳徵承擔了這份複雜而細緻的工作。特別是這次我們採訪的基辛格博士，美國電視主持人的元老級人物沃爾特·克朗凱特，現任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首席主持人丹·拉瑟，聯邦調查局紐約分局前局長等人都是不輕易接受採訪的，與他們打交道需要周到的文字材料和出色的社交能力。再比如我們採訪了美國最大的戒毒所之一——鳳凰屋戒毒所，那裡有規定，每個被攝入鏡頭的戒毒者都需要在事先簽署一份同意上電視的宣告，一個戒毒所幾百號人，每人籤一張，的確也夠管理人員麻煩的，所以他們遲遲沒有確定採訪日期，而吳徵就有本事不厭其煩地打電話，發傳真去聯絡，終於使這次採訪獲得成功。
沒有全組人員的齊心協力，光憑我一個人，什麼也做不成。這不是什麼表面上的謙虛話，而是我內心真實的感受。
寫了這麼多，似乎該收筆了，但我的確還有不少感受無法一一鋪在紙上。
《楊瀾視線》是我作為一個主持人轉型的第一步，也是我在策劃和製作上的完整介入節目的開始。觀眾有褒有貶，我自己有得有失，這一切在這個過渡時期出現是完全正常的。人們還在評論是因為他們還在關心，搞電視的人最大悲哀恐怕就是沒人評論，沒人關心。為此，我感謝觀眾。
但是，當有些朋友還把評論停留在“楊瀾的髮式如何如何”或“楊瀾是否比以前漂亮”之類的話題上，我想對他們說：“這些其實已不再那麼重要了，我的視線早已超越這些外在的形象，而投向節目本身了。”
主持無藝術
一九九六年六月，我在紐約採訪了沃爾特·克朗凱恃先生。他平易的態度恰與其簡樸而雅緻的書房相配，透著一股實在勁兒。這是一位鬚髮皆白的八十歲高齡的老人，五官中以大鼻子最有特點，年輕時曾因此被認為其貌不揚。不過，半個世紀以來，人們看慣了，反而覺得親切，於是親親熱熱地稱他為“沃爾特大叔”。
電視圈的人大致都聽說過他的名字。從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十九年的時間裡，他一直擔任CBS（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首席新聞主持人，主播晚間新聞和專題報道類節目，保持了近二十年的高收視率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