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可以說，同時代沒有其他任何一位電視主持人能與他相提並論。他的節目伴隨美國人度過最為動盪的年代：從風起雲湧的黑人民權運動到席捲全美的女權運動，從瘋狂的搖滾音樂熱潮到目無一切的嬉皮士的一代，從越南戰爭到古巴導彈危機，從肯尼迪總統被刺到阿波羅飛船登月，美國固有的社會秩序、道德觀念在動堯分化、瓦解，人們激動、煩躁、不安，對未來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而這時，克朗凱特，這位相貌平平，聲音低沉的大鼻子新聞主持人，卻以其正直的人格魅力和嚴謹客觀的職業素質贏得了人們的普遍愛戴，成為那個懷疑一切的時代中公眾可以信賴的人物。以至於當他從越南前線發回報道，稱越戰是一場打不贏的戰爭後，約翰遜總統黯然地嘆息道：“失去了克朗凱特，我就失去了整個美國。”
他的敬業精神也被廣為稱道。他曾成功地進行過數次阿波羅登月飛船的報道，最長的一次連續工作三十多小時。為了不說外行話，把艱深的宇航知識平實地介紹給普通電視觀眾，他大量研修了這方面的專業書籍。其深入淺出的報道使專家們對其準確性驚歎不已。而當阿波羅11號在月球上著陸的那一刻終於來臨，他只說了這樣一句話：“哎喲，我的天哪！”而當時其他電視臺的主持人則說了不少事先準備好的詩一樣的讚美語克朗凱特對所報道的內容作出的近乎學術性的鑽研和他樸素的平民化的情感，正是他的魅力所在，而這一切，他做得那麼自然，甚至從未加以“設計”。
面對這位比我年長五十多歲的，具有傳奇色彩的美國同行，我發問了：“如果在‘主持人’和‘記者’這兩個稱謂中選擇一個，您希望別人怎麼稱呼您？”
他毫不猶豫地回答：“記者。當然是記者。”
他接著說：“主持人是個很含糊的概念。其中有的人只是很好的播音員——當然，播音本身也是值得尊敬的職業，但卻沒有參加節目的採訪和製作。
而‘記者’，則比較明確地劃定了我的職業性質。”
當然，美國的一些大眾型節目的主持人並不面臨類似克朗凱特先生在職業稱謂上的選擇，以談話節目（也稱脫口秀）的頭牌主持人奧普拉·雯費瑞女士為例，雖然在初期她當過幾年記者，但是在她二十多年的電視生涯中，主要是在演播室中主持談話節目，可以說跟記者這一行是分道揚鑣了。美國的談話節目多達三十多個，大多每週播出五次，因此無論在節目的數量與質量上競爭都是非常激烈的。而奧普拉竟在二十年中獨佔鰲頭，成為美國電視、文藝界中年收入最高者，以一九九五年為例，達一億七千萬美元。她的成功所憑藉的是什麼呢？是她的外貌嗎？她是一位四十多的黑人婦女，中等身材，相貌平常，體重曾達兩百磅（約九十公斤）；是她受過什麼主持人的專 業訓練嗎？她僅在大學上了兩年戲劇專業，尚未畢業就開始了工作。我反覆看了她的節目，覺得她成功的秘訣其實非常簡單，那就是與觀眾真誠的感情交流，既敞開自己的心扉，同時設身處地體會他人的苦樂。在一次關於美國少女被強姦一題討論時，她竟全盤托出自己十五歲時被摧殘的親身經歷。這樣坦率和真誠怎能不打動觀眾的心呢？她曾經把自己的成功經驗歸納為兩個字：“分享”。
在哥倫比亞大學期間我主修國際傳媒專業。
作為常青藤名校之一的哥倫比亞大學的藏書量不可謂不豐，我卻沒有查詢出一本有關所謂主持人理論方面的書籍。有關主持人的著作除名人傳記外，只有一本名為《採訪的藝術》的書帶有一些理論色彩。作為一個電視大國和主持人這個詞的發源地，出現這種現象一開始讓我很詫異，問及指導老師，他反問道：“主持人藝術？沒聽過這樣的說法。”
記得過去在國內曾看過不少主持人理論方面的文章和書籍，也曾被有意著書的人士採訪，談過電視主持的經驗和體會。“主持人藝術”的概念堂而皇之地出現於電視評論界，也成為不少有志於做電視主持人的年輕人的理想追求。
而現在，我卻第一次對這個提法產生了根本的懷疑。
主持有藝術嗎？
如果說沒有，那麼怎麼解釋諸如鏡頭感、語言的分寸感、現場氣氛的調節，個人情緒的把握等等對主持人的要求呢？又怎麼解釋世界範圍內一位位卓越主持人的魅力呢？如果沒有藝術可言，電視主持人這一職業豈不顯得立足不穩？
慢。我似乎發現了問題：電視主持人——這個眼下時髦的職業，有嚴格的定義嗎？換句話說，這算得上是一種明確的職業嗎？
讓我們先到美國看一看那裡的電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