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二等複製品。’”
“那麼，您自己的繼承人呢？”我問斯隆。通用已經公開宣佈，大戰結束，斯隆即將下臺，讓出最高執行主管的寶座。
“我請高階主管委員會來做這個決定。雖然他們想知道我心目中的人選是誰，我還是不透露。我說，假使他們挑選出來的人不夠格，我會表示意見。最後，雀屏中選的不是我想要的人。（大家都在猜想，他中意的是布來德利，而不是斯隆認為有點“怪異”的威爾遜。）但是，這個人選我無法反對。他們的決定應該沒錯。”他下結論說，“有關用人的決策，最為重要。每個人都認為一家公司自然會有‘不錯的人選’，這簡直是‘屁話’，重點是如何把人安插在最適當的位置，這麼一來，自然會有不凡的表現。”
在主管會議中，常為了用人決策的問題，爭得面紅耳赤。有一回，全體終於達成共識，贊同某一個候選人：這人處理危機的手腕教人噴噴稱道，把問題解決得盡善盡美，而且以沉著冷靜的態度防患於未然。突然間，斯隆插嘴道：“你們說的這史密斯先生的記錄可真是輝煌燦爛。但是，請解釋一下為什麼他會碰上這麼多的危機，爾後又處理得這麼天衣無縫？”大家緘默不語，自此再也沒聽到此號人物。斯隆又說：“你們都認為喬治先生有很多不行的地方，那麼，他是怎麼達到今天的成就的？他到底有何能耐？”聽了大家的話之後，他就說：“好吧，這人不夠聰明、不夠敏捷，看起來乏善可陳。但是，他不是一直都在努力表現嗎？”後來，在公司最艱難的時候，喬治走馬上任成為一個大部門的總經理，果然是有史以來表現最傑出者。
斯隆在脾氣發作時，總是關起門來，不準任何人打擾。有一次，他的秘書請病假，我跟著一位資深主管直接闖入暴風圈內。斯隆開始用布魯克林貨車司機操的土腔破口大罵，幾乎不能自已，斥責他的一個同事做了件令人不齒、毫不負責的蠢事，而且還不是初犯。跟我一道的一個年事已高而且受人信賴的主管（大概是約翰·托馬斯·史密斯〔JohnThomasSmith〕，通用的律師）問斯隆：“既然他讓你這麼火大，何不叫他走路？”
“叫他走？”斯隆說，“怎麼可能？他平常表現不錯啊。”
不過，他也有慈悲為懷的一面。有一回在開會時，一個剛上任不久的零件部門總經理出了個大丑。他是從制模廠的工人幹起，一路爬上來的。在會議中布來德利突然質問他對財務和經濟方面的發展有何看法。他可說是一無所知，於是慌了手腳，不過他不是坦誠說“我不知道”，而是開始胡扯。眼看他就要完蛋了，對於這種人，布來德利最無法原諒，也不會輕易忘懷。這時，斯隆突然插嘴進來，跟這個總經理唱和，扯得比他還離譜。會議結束後，我跟斯隆說：“您真是寬大為懷，對那傢伙太好了。”他故作驚訝：“身為這家公司的總裁，我有責任為公司保住賺錢的資產。畢竟，我們準備在那年輕人的身上投資20年的時間。”
有時他對人的體貼簡直到了荒謬的地步。他的書《我在通用的日子》大約成於1947到1952年。有人告訴我，那本書在1953年1月以前，威爾遜離開公司成為艾森豪威爾的閣員時，已差不多完成了。凡是在書中提及的人物，他都會讓他們過目有關自己的段落，看是否與事實相符。但是，若是批評某人的部分，他就留一手，決定等到這些人都作古之後，再行出版。那時，斯隆已經78高齡了，最大的心願就是活著看到這本書的問世。然而，他還是等了10年，以免傷害到從前的同事。據說，雙日出版公司（Doubleday）的編輯希望早一點讓這本書出版上市，於是勸他：“你總可以說些模稜兩可、不痛不癢的好話吧。”斯隆回答：“我辦不到。我們就賭一賭，看我是不是可以在有生之年出版這本書。”他終於比書中提到的每一個人要活得久，享年91歲，在這本書出版一年且成為暢銷書後，才撒手人寰。
他是個很公平的人。1944年底，有個年輕的新人、行銷部門的主管膽敢提出質疑：已決定在戰後轉型的通用何不分家，讓雪佛蘭獨立？早在1937年，通用就已經明白自己不可能吞下50％以上的汽車市場而不會惹上反托拉斯的麻煩。這個行銷人員論道：“對通用這個大巨人一分為二可能比較好。更何況，在戰後的過渡時期，通用的彈性要來得大，可以自由調配廠房，這不是分家最好的時機嗎？”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大家真應該聽那年輕人的建議。然而，通用為了怕惹上反托拉斯的官司而不敢佔有一半以上的市場，可說是後患無窮，使得外國汽車得以在近20年內長驅直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