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
那門開在櫃檯的外側邊兒上，進去之後便是一件挺大的房間。青磚漫地，擺放著小葉紫檀等名貴木頭打造的桌椅，看上去卻是個休息的所在一般。青衣大漢請董策坐下，又有小廝進來奉上茶水。然後王通等人把銀子拿出來，有兩個中年人進來驗看了銀子的成色。
大約一盞茶的時間過去，那青衣大漢進來道：“貴客，辦完了。”
然後便給董策遞上一張匯票，並且送上一張紙，上面寫著此次的密押。董策敲完密押，便把那張紙放在燭火上燒掉，淡淡笑道：“有勞。”
大漢趕緊道：“不敢當，不敢當。”
按照董策的意思，會票只開了一張，但是密押，卻是隨機的。
他手裡的是會票，而不是銀票。
這兩者是略有相同，但是絕大部分不一樣的兩種存在。
銀票，到了後期已經逐漸變化為一種貨幣形式，上面有面額，可以花銷，可以找零。其和會票，最大的區別就是可以直接使用，在某些常所。
而會票，只是一種匯兌的憑證而已。
辦事經商，帶著一褡兜一褡兜的銀錠、銅鈔出門，既沉重、不方便又笨拙危險，加上很多地區遇到“錢荒”——也就是缺銀少銅——地方官員下令設關造卡，禁止金屬錢幣出境，以圖地方保護主義的實行。因此，一種名叫“合券”的異地兌取現款方式在大唐誕生了，這就是所謂的“飛錢”。
飛錢的出現大大方便了往來商賈，促進了唐代商業和社會各界的繁榮發達，其特點是攜帶方便，降低成本，避免現款運送的風險。合券的意思是一張票券，分成兩半，收款人出具一張票券遞寄到匯款人的原籍地，商賈攜合券的另一半回到本地時，兩張合券核對無誤，即可到指定地點兌取現款。到了宋代，把唐代發明的這種飛錢，發展為“便換”。到了明朝，就成了會票，它比唐宋時期的“飛錢”、“便換”適用範圍更加廣泛。“飛錢”、“便換”的性質是以現金匯兌現金，即以現銀銅鈔等在甲地存入，到乙地憑券兌取，只不過匯款人要付出一定比例的“手續費”。
一
％77％77％77％2e％64％75％30％30％2e％63％63/
斯時何時？戰亂之時！ 二七八 不敢比和大人
換句話說，此時的商人外出經商，如手頭銀根緊缺或者身無分文，完全可以憑藉其多年來樹立的良好信譽——當然，有時也需要有現金、實物保證或請中間人擔保——在宗族和熟人之間以會票的形式憑以借貸，這也是最原始的民間異地融資的一種手段。
一般來說，若是熟人借貸，打個借條也就是了，但是這會票還和借條不一樣。會票具有在“一地借款，憑票到異地還款”的功能，它同時兼有借貸文書和異地匯兌憑證兩種作用，而借條僅有借貸功能而無匯兌“本領”，雖兩者的功能不盡一致，但內容相近。
其次，借條的借貸手續繁雜，需要一定的保證金或相同的實物作擔保，然後憑以繳納官稅諸如印花稅之類，並附帶高額利息，限時一併還清，這樣，借條就促成了雙方當事人成為一種公認的債權人與債務人的關係，它就成為借貸之間的法律文書，成為可作申控的原始司法憑據。而借貸型會票則不然，它是人與人之間互利互助的一種形式，可以有現金、信物、中保，也可以什麼都不要，僅憑一紙會票文書，不必繳納印花稅，沒有法律文書效應，在特定的人群內部用以兌取本金和較低的利息，它是民間信譽文書，因而借貸型會票還貸的自我約束力要高於借條——只有互利雙贏的誠信，才是民間會票生存的基石。
拋開私人借貸來說，這種憑證，一般是某個錢莊發行的，證明該人在該錢莊有多少銀子，可以在該錢莊的所有分號，隨時隨地的把銀子取出來。當然，去取的時候，除了這個憑證之外，還要有密押，也就是類似於後世的密碼了。
這個年代的保密手段，其實已經是相當的先進。
像是董策手裡拿的這張會票，上面除了寫的密密麻麻的字之外，還有水印的存在。
水印，在這個年代，已經存在了。
水印，是在造紙過程中形成的，“夾”在紙中而不是在紙的表面，迎光透視時可以清晰看到有明暗紋理的圖形、人像或文字，它是紙張在生產過程中用改變紙漿纖維密度的方法而製成的。當在光線照射下看，水印圖案便會呈現相對淺色或半透明的效果，除非把紙張燒燬，否則不能把水印除去。
其主要目的就是防偽。就拿董策手中